论傅斯年对兰克的“曲解”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傅斯年特别重视搜集.整理、研究史料而轻视总结历史规律.他认为“历史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主张研究历史要让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反对越过史料去推论,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于与现实联系得十分密切的近代的历史学,傅斯年更提出了近乎狭隘的观念,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可逢着的一切史料”.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动机考略

傅斯年,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其主要思想是史料是史学进步的基础,要按照材料进行研究以得出历史史实,而不是超越史料凭个人的主观认识进行研究。众多的研究者根据傅斯年的这个观点得出他反对“经世致用”的思想,但是我认为这是比较片面的看法。他在九一八事变后著成《东北史纲》一书,用以反对当时盛行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以说明东北的历史归属问题。傅斯年的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这里我将对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的动机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继承与超越——傅斯年与乾嘉学派

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怀疑精神,以及他重视史料的收集、反对主观力求客观、比较法会通法的运用等,无不与乾嘉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傅斯年又有许多不同于乾嘉学派的地方.文章从学术、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几个方面探讨傅斯年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从史料、治史方法和经世致用几个方面探讨傅斯年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郭沫若与傅斯年史料观比较研究

作为20世纪中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傅斯年在史料价值的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同时,二者的史料观又有一定的区别。郭、傅二人史料观之异同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简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人常常注意到现代中国史坛主要被两大史学流派——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把持。史料学派忽视理论的重要性,于是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史观学派则过分强调理论作用,习惯于用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代替具体的史学研究,看问题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从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在这两个尖锐对立、各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

傅斯年因倡导“史学只是史料学”而名闻学林,不少学者批评他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画上了等号。其实,傅斯年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史料的关注而采取了夸张性的表述。他对于史料的重视与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历程。但其过分强调史料与实证、反对疏通与推论,则又具有矫枉过正之嫌。实际上,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了大胆的解释,贯穿着创造性的史识,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悖论,折射出他对史学主客观问题认识的思想转变,即从追求史学客观性,继而认识到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容许想象”,再到其晚年主张“用多元主义代替客观主义”。     

新课标下进行史料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史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因此,历史教学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辨析和推论,把握和理解历史信息,认识和解决历史问题。     

傅斯年：现代大学理念的践行者

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傅斯年作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本文通过对傅斯年学术与品格的简要回顾,着重分析他作为一代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独到阐释,尤其是通过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的改革重建,旨在揭示出傅斯年对理想大学的践行与追求,其中傅斯年所倡导的大学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更具有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新高考历史复习中应加强史料教学“三化”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龆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有句名吾“史学就是史料学”。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学工作者总是根据史料来认识和重构历史事实的,通过史料呈现历史事实,认识历史、揭示历史本质。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沦从史出,史论结合”。     

民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维面——以蒙文通与陈寅恪的对话为线索

蒙文通1930年代任教北大时,曾与陈寅恪有过面谈,且主要涉及宋代史学问题。陈氏强调北宋史学成就,蒙文通则推崇南宋浙东学派。观点分歧的背后实际暗含当时中国史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时还牵涉傅斯年和朱希祖两人。傅斯年主张对史料做纯粹客观研究,朱希祖重视社会科学的综合应用。蒙文通对浙东史学的推崇与傅斯年的“新史学”形成鲜明对比,也有对蜀学的重新定义,更代表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另一面相,对矫正今日史学的“碎片化”不无裨益。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傅斯年“史料学”发微——从表述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

本文旨在从三个方面探讨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史料价值的挖掘限度,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方法论的实践。并力图从表述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得出我们的一点看法。     

历史课堂教学中证据意识和实证精神的培养——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课为例

2017年版高中历史新课标颁布以来,对于历史核心素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对于史料实证的素养,被认为是体现历史学科自身特征的重要路径。傅斯年先生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全面客观地解读,则是需要掌握一些方法的。     

傅斯年教育思想探究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著述丰厚,对文化、历史、教育等领域均有卓越的贡献。本文研究内容是:基础于史实,综合现有的资料,研究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探讨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史证方法的培养

历史学是通过利用史料来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史料是史学的组织细胞，史料不全或不真，则绝无真实之历史，傅斯年提出研究历史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而做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中学历史课堂中，教师特别强调学习历史要做到“论从史出。史由证来”，那么这需要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史证方法，即通过收集、分析和运用史料得出历史结论的方法。     

清代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考据考评为主要特征的清代乾嘉学派,其创立的语言文字学和留下的丰富史料以及在其他学术领域的成就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等很多现代文学家都在该学派的影响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人类学派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影响琐谈

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就中国现代神话学界对人类学派理论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及其在当代的余响作了简明扼要的探讨，最后还分析了人类学派理论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实践中的得失。     

人类学派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影响琐谈

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就中国现代神话学界对人类学派理论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及其在当代的余响作了简明扼要的探讨，最后还分析了人类学派理论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实践中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