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美国人权外交由来已久，但在中美关系中推行人权外交，却始于７０年代末卡特时期。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人权外交，并呈现出不同特点。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在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两个方面。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实质是以人权为武器，推行美国的理想、价值观，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西化和遏制中国。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将会长期存在，但美国的手法会不断变化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关系的缓和

1969年中苏边界的冲突使两国濒临战争的边缘,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带来了契机。伴随着对中苏边界,中突认识的不断深入,美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并逐步加大力度。与此同时。苏联的重兵压境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升级也改变了中国对安全形势的判断,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要大。中国决策层经过长期的观察、慎重的思考研究后,最终决定调整对美战略。中关关系缓和的条件基本具备,两国最终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     

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人权与自然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人权与自然权利常常会发生冲突，二者的冲突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经济根源。要实现人权与自然权利的协调，必须树立自然权利观念，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误区；用立法保障的方式，实现人对自然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成立环境保护基金会，建立合理的经济补偿制度等措施来协调人权与自然权利的冲突。     

中美能源安全的冲突与合作

能源是现代工业高度依赖、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在开采、运输和使用过程中,能源安全可以转化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当前,中关两国的能源需求与日俱增,对国际能源的依存度不断增强,使得两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矛盾与摩擦日益尖锐,给两国关系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此,应从能源安全视角出发,分析中美在能源安全方面的冲突与合作,推进中美关系可持续发展。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

当代知识产权权利的扩展导致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所蕴含权利平衡机制被打破,对人权保护造成了冲击。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两种权利背后蕴含的利益冲突。协调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要遵循权利优位原则、利益平衡原则、权利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进行适当的限制,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人权审查机制。     

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冲突及保障

以国家强制性公权力为后盾的民事执行是私权救济的最后保证.然而,在强调债权人权益实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和债务人的生存权、人格权、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产生冲突,两者共同构筑了执行中人权冲突的核心.要解决冲突,保障两者的利益,必须在民事强制立法上明晰确定人权特别是生存权的具体内容及范围,通过规定国家对人权的积极和消极义务,把执行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以达到债权与人权两者利益和价值的衡平.     

浅析中美人权问题的实质及解决方法

中美人权问题的实质是两国国家利益的竞争。要解决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策略,不断改善我国的人权现状,倡导通过国际人权组织解决人权问题的争端。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实现了正常化,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实践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执行了以斗争求和平、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用民间外交促进国家关系改善等原则和策略,取得了丰硕成果     

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与中美关系

如何准确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美国的国家利益既抽象又具体；既有全民性．又有阶级性，对其界定需要作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美国的国家利益深受阶级、集团、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美国家利益的重合和冲突是中关关系曲折前进的根本原因。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现代法律体制下,人权既是国内法调整的对象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调整领域。基于国际 社会的主权性和人权问题的敏感性,在现代国际法上,人权与主权冲突不断,主要体现在国际法若干基本原则 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改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人权法的必然要求。     

人权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卡特任总统时期,里根时期加以完善;到布什时期,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其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和国会把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行为。它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形式     

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与中美关系

如何准确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美国的国家利益既抽象又具体;既有全民性,又有阶级性,对其界定需要作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美国的国家利益深受阶级、集团、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美国家利益的重合和冲突是中美关系曲折前进的根本原因.     

论中美关系中的国会因素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外交权乃是一项由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现代外交实践中,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外交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通过对国会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几个重点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以后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如何开展国会工作的建议。     

我国人权观念的嬗变与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

人权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我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全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念

人权是人们物质上追求富裕生活、精神上争取公正和自由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历史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人权的获得要靠奋斗、努力和争取。西方“天赋人权”等思想,若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若从深层次理解,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权利天赋等,都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鼓舞、激励人们去奋斗、去努力,从而争取应有的权利的口号。因而有其进步意义。我们应该反对的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人权口号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     

试论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中美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波折,也在各个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两国对于究竟该如何定位这一双边关系始终缺少清晰稳定的共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2005年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针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辩论,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标志性概念,但对中美关系进行战略定位更多应基于客观现实而非主观期待.由于中美关系过于复杂,因此很难使用简单的词句来对其进行精确界定.当前两国呈现出的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共生关系,这实际也是大国间关系的一种常态.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与中美关系

为了应对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美国出于其环境外交的考虑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积极策划邀请中国与会,并就中美两国在环境领域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尝试,中关两国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富有历史意义的环境外交活动,开始了中美两国现代环境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