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四角号码口诀歌

192 6年初 ,王云五撰写小册子《四角号码检字法》。胡适为之作序 ,文笔生动传神 ,序文的结尾部分尤为精彩。我以为王先生发明的法子确是最容易 ,最方便 ,应用最广的法子。依我看来 ,这个法子是可以普遍采用的。他的最大阻力是两大魔鬼 ,一个是守旧 ,一个是懒惰 ,守旧鬼说 :“仍旧贯 ,如之何 ?何必改作。”懒惰鬼说 :“这个法子很好 ,可惜学起来有点麻烦 ,谁耐烦费几分钟去学他呢 ?”为了便于初学者记熟 9种号码的笔划 ,胡适在序文中编写了一首歌诀 :“一横刀 ,二三竖 ,撇四 ,又撇五 ,点捺同是六 ,有叉变成七 ,左钩右钩八九毕。”从这首歌诀…     

胡适自述

内容简介《胡适自述》是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记录其早年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自传,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在本书中,胡适回顾了自己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全面总结了自己早年的心路成长历程。《胡适自述》是胡适先生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的“心灵对话”,读《胡适自述》我们可以从中感受胡适先生特有的睿智、幽默与文化气质,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胡适,特别是胡适青少年时代的心路成长历程。     

学术批评的典范: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和胡适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缘分。本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关于论“墨学”的论著,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正如《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作者罗志所指出的:“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 1918年11月,经友人介绍,梁启超和胡适在天津首次相会,相会的机缘不     

权高位重慎题诗

台湾胡颂平编纂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内容:某要人自诩风雅,喜欢作诗,他把陶渊明的“饮酒诗”逐首唱和,又把杜甫的“咏史”诗依韵唱和,可见其自我感觉之好。他把诗集送给胡适“求教”,谁知年轻时就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原则的胡适,到了晚年更较真,真的“赐教”于此公。胡适之先生对此公有如下一段谈话: 先生说:如集里《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的第一首的头两句“君子固穷耳,天道循环之。”开始就不通。接下来“日月有常轨,寒暑岂定时?”寒暑自然是定时的,怎能     

为了书评的怀念——悼汪诚

人总是要死的。但我一想到这个人的死就涌起了一种悲哀。汪公一生广交游,他的朋友怀念他的诗文者也会很多,而我作为他的老少之交的晚辈朋友,又能写点什么呢?我想起了他和书评,我的悲戚原来也来自我们共同热爱的书评事业。我很少见到有人像汪公这样对书评充满着爱心。他是新时期十余     

梁宗岱与胡适交恶的前前后后

1931年秋,28岁的梁宗岱结束在法国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不久,他到北京大学任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他的聘书照例由校长蒋梦麟签发,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文学院院长胡适点头同意,他就不可能进北大,更不可能一去便坐上系主任的交椅。梁宗岱自己也承认,刚进北大时,“胡适之对我很客气,把法文系交给我”。     

思想与情感——胡适对于传统诗歌承继与改良

胡适在创作上使劲最多,影响也颇大的,是白话诗。他对于新诗理论的探讨,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有显著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朱自清曾指出,“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肯定他的《尝试集》是“我们的第一部新诗集”;并且说,胡适关于新诗的主张,大体上为当时的许多新诗人所共信誉而他的《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可见胡适在新诗创造和新诗理论建设初期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他的诗集主要是表现了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诗,具有当时的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和积极意义。胡适对于传统诗歌的扬弃,作者在此文中展开讨论。     

胡适的读书剪报

胡适说自己一生有三大喜好 ,即“读书、写作、交友”。晚年胡适在同别人谈起做学问 ,尤其是做国学类学问的方法时说过 :“每一部大书都摸过 ,以后知道要什么材料 ,才知道向什么地方找。先要把自己这一行的各种类书、字典、辞典收购起来 ,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这是要紧的工作。像历代帝王的年代 ,汉武帝、武则天都有许多年号 ,从前都是硬记的。历代帝王的年号 ,我可以记得百分之九十五六 ,哪一年号在哪一个世纪也要记住 ,我花了多少的时间 !”欧阳修有“马上、枕上、厕上”的三上功夫 ,胡适不少文字 ,很多也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做出…     

传媒人胡适及其传播实践

通过考察传媒人胡适具体的传播实践,论题发现胡适与其积极参与的纸刊之间,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梳理胡适与亚东、商务这两大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与汪孟邹、张云济等出版家之间的人际交往,又可发现胡适是思想文化界的“意见领袖”,在传媒界则是受困于人情法则的“能人”.而“能人现象”与“意见领袖”是胡适“传媒人”形象的一体两面.     

书的旧事与启示

是先有编辑还是先有书,恐怕是一个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楚的问题。这不去说。编辑和书倒是天生有必然的关联,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不仅仅是要制作书、从如下旧事里我们或许可以觅得一些启示的。 书目之争 1923年初,胡适曾给青年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初有190种书目,曾引起轩然大波。后精简为39种。而在此前的1920年后,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曾拟有一个大致类似的书目叫做《中学国故丛书目录》。不过影响并不太大。 梁启超就很不以为然,也应《清华周刊》之约拟了一个书目(26种),并写了《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治国学杂话》两文,其中指出:“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书目》,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章太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也开列了一个《中学国文书目录》计39种,自然他侧重的国学是以经学为主的。     

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与王彬彬先生商榷

一 在《扬子江评论》看到王彬彬先生的《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一文,受益匪浅。此文从当时险恶的历史大环境出发,对鲁迅不看章太炎,给予了“理解之同情”。不过,关于胡适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我不太赞同王彬彬先生的观点。     

从胡适想到“二一一工程”

那天,在台北“中研院”内的胡适故居,望着胡适的书房,我不知为何又联想起了“二一一工程”。“二一一工程”是国家教委正在着手实施的一项重大的办学计划,大意是近期将集中国家力量办好10所大学,在21世纪内再集中力量办好100所高校。这项计划不会与胡适有什么直接联系。可不知什么缘故,一想起这事,我就     

采采编编大有学问

有些文科毕业生来报社实习,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出“搞新闻采编没劲”的感叹。言下之意,采采编编并非做学问,毋需有“学富一车”之功底。他们有这类想法也不足为奇,就在我们新闻界内部持这种观点的也为数不少。当年,我在省城一家报社实习时也这样认为:天天看一大堆通讯员来稿,日日按“导语、主体、背景、结尾”定格,总觉得枉学了五年什么“学”呀、“史”呀、“论”     

邯郸“清晨热线”真热

1994年,邯郸人民广播电台“清晨热线”节目开播后,受到了邯郸人的广泛关注。收听这个节目的范围之广,人数之众,令人惊叹。使久违了的收音机重新成为邯郸市场的畅销货。 今年6月,我来到“清晨热线”办公室时,扑入眼帘的是满墙的锦旗和办公桌上一大摞听众来信。节目主持人李黛梅、乔延宾说:“听众为了感谢我们,送钱送     

10年磨砺锐意改革 中央电台经济之声举行开播10周年庆典

目前,经济之声已形成以“进一步的声音”为标志语、以整半点“报时中国经济”为基本框架,以《天下财经》《央广财经评论》《交易实况》《天天315》《天下公司》《冬吴相对论》等为骨干节目的全新的国家级财经频率。     

胡适晚年评价商务印书馆

了解商务印书馆历史的人都知道,胡适与其有一段不小的因缘。“五四”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曾想让胡适来当编译所长,胡适来馆考察过,最后推荐王云五代之。晚年的胡适曾对商务印书馆作过很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曾记载1961年2月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一段谈话,     

数目字（定量）与差不多（定性）

黄仁字先生认为中国人不懂得数目字管理之道,胡适先生则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差不多。两位老先生虽然都是出于对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的情感因素与理性批判,但我认为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中国人的天地宇宙哲学观：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蝇营狗苟,务求与天地宇宙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之道在于和而不同。     

饱满的情绪何处来

台领导要我选送一档“东西南北商业街”,参加1994年度节目评选时告诉我:还没有看到过导购节目参评,我们这次大胆尝试一下。我也没有准备,在天天如此的节目中随意录了一档。确实没有想到,这档节目     

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一)

胡适曾以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改革与提倡白话文而名盛一时。为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他把考证与整理出版古典小说作为普及工作而大力提倡。他一生曾对二十余部古典小说写过数十万字的考证文章与书信,尤其是对于《红楼梦》的考证,着力最多,收获也最大。他首先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开始,提出了《红楼梦》乃是一部作者隐去真事的“自叙传”的新观点,批判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索隐派”各种牵强附会的臆说,从而开创了对这部古典名著研究的新途径,被后人称之为“新红学派”。鲁迅先生在所撰《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胡适《红搂梦考证》中的新观点予以评论说:“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现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两部,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并肯定胡适的“自叙侍”说,“实是最可信的一说”。 然而,《红楼梦》考证胡适虽先发其端,其具体考证工作并非他一人之力。这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曾提到:“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是俞平伯     

一个人的交通问题

那么多的金黄小麦,袒露在北国燥热的酷暑中,就是漫漫一院子。当阳光退去,我吸溜着新麦面做的长面条,面条芳香,劲道又很足。我看到金黄的小麦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山一样”,我问我的妈妈:“这么多小麦,这有几石啊?”“五石!”我的妈妈赤着脚,我看到她脚丫上沾满了带着小麦芳香的尘土,她正在给麦堆上面盖帆布,以免雨水突然淋湿它们,她推了一下我的头说:“够我们吃到明年了!”这就是我对1982年的印象。我的记忆就是从1982年的那一堆小麦开始的,从此,我们很少吃那些包谷面做的窝窝头了。人的记忆如果和肠胃无关,是很难持久的。那天对着金黄的小麦吃面条时,我不可能想到1982年的另一个问题。当然,解放前夕,上海街头的市民也不可能想到,1982年的中国人会逃难一般冲进一辆公共汽车。如果我认识那辆公共汽车,我会告诉它:二十年后,吃面条的小男孩混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中间,瞄准斑马线冲过去——他们害怕汽车,马路和街道已经是汽车的天下……一个人的交通问题,就是一个人的肠胃和两条腿的问题,中国人对“交通的记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拥挤。拥挤着冒着战火去逃命的人,拥挤着大发国难财的人,拥挤着被关进牛棚的人,拥挤着去当红卫兵的人,拥挤着上山下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