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和平理论的演变与兴替

本文以和平为主线分别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古老持久而有争议的均势和平理论,及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进行分析探源,阐述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国际和平理论的演变与兴替。     

略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永久和平是他所规划的未来的社会状态。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康德不同于卢梭与霍布斯等以往的哲学家,他选择了向前看——去探索如何规划未来世界。战争作为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法则,被强制性地施加于人类身上,成为激发人类道德觉醒的动力。战争与和平本是相反的、相克的,但在走向永久和平状态的过程中却成为一对同向且相生的量。永久和平将以终极战争为必然条件,对末日审判的极端恐惧迫使人类不得不作出其他理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类的自私倾向,以公民-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又是极难建立和维持的。康德最终富有预见性地看到商业精神在遏制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康德将人类本性中的恶作为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原动力。于是,康德从理性角度为人类规划了能够走向永久和平的多重现实途径。     

理想主义：难以超越的历史－－康德与威尔逊“民主和平论”之比较

世界和平问题是每一个关注国际政治的作者都要涉及的问题。追溯和平问题的源与流，康德和威尔逊是两位典型代表。本文拟从人性论、战争观、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现实性程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二者的“和平观”进行比较，从而对二者的思想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加认清把一国政制与和平与否关联起来的观点的本质。     

从文化层面看“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新理想主义学派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颇为流行。从文化层面剖析,“民主和平论”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表现,是美国输出民主的文化战略,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软权力。     

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及其在当代的回应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局面和演化态势 ,使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重新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康德是把“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和“永久和平”这一历史进步目标的实现建立在战争的教训和商业精神的发展上。解决目前西方社会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 ,应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 ;德里达主张用“即将到来的民主”这个观念来取代传统的“世界主义”观念。这充分显示康德普遍历史观念在当代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和平为上”论的主旨与特色

毛泽东的“和平为上”论,主张广泛的和平,倡导积极的和平,追求公正的和平,坚信持久的和平,希望理性的和平,时代特色鲜明,和平、进步、发展的主旨突出。它汲取了中外优秀和平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是我国确立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主题的直接思想来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爱国的民族主义”：南原繁的“共同体论”

南原繁“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主要体现在他的知性学术思想“共同体论”中。二战结束后,面对茫然若失的国民、百废待兴的日本,他提出了“天皇退位论”、“全面媾和论”,主张日本要承认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要和包括中苏在内的世界各国“全面讲和”,不搞军事备战,要面向世界“永久和平”,建立“人类的世界共同体”等观点和主张,为战后的日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使日本迅速地走上了再生之旅。重新提及他的“共同体论”,对于今日与南原繁时代背道而驰的东亚格局和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康德论人民不得暴力反抗的义务

从康德的法权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和《论永久和平》两篇文章中所明确提出的反对人民叛乱的五个论证。康德之所以秉持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以暴力的方式反抗政府的极端立场,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叛乱动摇了公民宪政的根基而使其不再可能。康德基于他一贯对普遍性的执著,将权利与政治的根基奠基于先天理性之中,即公民宪政的理念。     

戒言崛起，慎言和谐

众所周知，“和平崛起论”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中都存在致命的弱点。从学理上讲，“和平”是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之后愤然“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康德的永久和平何以能够实现?康德论证的自然目的在思路则保证了永久和平实现的条件。权利与道德的区分及自然目的与道德目的差异,则标明永久和平思想在康德理论体系中的意义正在于为反思到道德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时代主题论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是对列宁“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观在战后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它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坚持的基础上还要发展邓小平时代主题论。安全与发展应当取代和平与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主题。     

从文化层面看"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新理想主义学派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颇为流行.从文化层面剖析,"民主和平论"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表现,是美国输出民主的文化战略,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软权力.     

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永久和平思想是康德后期哲学的重要主题。作为人类政治至善的永久和平何以可能呢?康德从人具有先验理性这个绝对基础和自然具有合目的性这个保证条件两个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从而在理论上为政治的至善——永久和平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康德永久和平思想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人类共同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的缘起及其局限

在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的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文化”等层面论证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优越性,形成了独具特性的“日本优越论”。考察东亚史,这一优越论的形成,既有元日战争、明清鼎革之事的影响,又与江户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接受、质疑和批判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日本优越论”的深入发展,国学派学者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优越论取向,却把“日本优越论”引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凸显出这一思想的局限性。     

杜威的和平教育思想探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思想,以促进世界和平。其和平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从早期认同战争的合法性,到后期反对战争、提倡建立非暴力世界。杜威和平教育的基础观点认为:学科教学,如历史和地理应以促进国际和平为前提。他主张把全球意识引入地理学科,培养学生和平思想;在生活实际中学习历史,培养学生和平意识;主张改革美国国家体制,实现国际和谐;开展学校计划,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意识。这些观点无疑为促进世界和平构建了可行的蓝图,对探讨21世纪的和平教育,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华尔兹视野下的"民主和平论"

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较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是为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提供依据。以肯尼斯.华尔兹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具,把国际关系的历史考量与理论阐说结合起来探讨时下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历史已经而且将继续证明“民主和平论”不仅不科学,而且行不通。     

匹兹堡学派规范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从塞拉斯开创匹兹堡学派开始,对所予神话的拒斥引发了分析哲学从康德至黑格尔的走向。麦克道尔与布兰顿虽从不同方向发展了塞拉斯哲学,但在规范性问题上都延续了塞拉斯对“逻辑空间”的二分,并将规范性建立在概念论的基础上。然而非概念论者指责他们的规范性理论过于狭隘,从而主张非概念内容也具有规范性。文章梳理了匹兹堡学派规范性理论的建构路径及其理论困境,并尝试通过分析康德的审美理论,揭示审美活动中非概念能力的主导性及其对概念内容的超越性,进而倡导一种基于人的诸认识能力的规范性理论,这不仅有助于为规范性提供更加客观完整的辩护,也能够为匹兹堡学派的规范性理论探索其可能性出路。     

《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版

杨守明教授的《中国和平崛起论》已于2008年12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针对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展开论述。首先,通过探讨时代主题,论证国际社会制约因素“不容许”中国以“战争”方式崛起,只能以“和平”方式发展,从而说明不管中国主观“愿不愿”威胁世界,国际社会制约因素将使中国“不能”威胁世界;其次,通过考察中国国际战略思想、中国坚持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兼顾的思想,说明中国始终秉承“和平”、“合作”的理念,只可能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崛起;再次,对中西方两种传统文化理念进行探讨,     

论和平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战略

和平发展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为了实现和平发展,需要积极调整教育战略。近年来,体系重建论在教育界相当流行,它以去现代化、反现代化为特征,主张推倒重建教育体系,这是一种难以适应和平发展新需要的不合时宜的教育战略。发展提高论主张积极适应和平发展的新形势,改进、完善和壮大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这是新时期应自觉坚持的教育战略。其中,发展完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关键是:抓住国家和平发展所创造的重大机遇,尝试探索建设适应和平发展战略需求的大国教育体系。     

论"和平崛起"思想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提出“和平崛起”思想。“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是对当今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深刻把握，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客观要求，是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即将崩溃论”的回应。发展是“和平崛起”的核心；稳定是“和平崛起”的前提；机遇是“和平崛起”的条件；创新是“和平崛起”的根本。“和平崛起”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