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冉駹与羌族巫文化渊源

岷江上游为古史文献记载的大禹故里、大禹治水肇始地和古蜀人发祥地、冉駹古国核心区及今日羌族聚居区。大禹被道教法师和羌族巫师释比奉为巫师始祖,冉駹的巫师为商王朝重要贞人,古蜀人的巫文化与冉駹属同一巫文化体系并以岷山为天庭圣山,羌族与冉駹有着重要渊源关系且至今盛行以天神、山神和家神信仰为中心的巫文化。大禹、冉駹与羌族在岷江上游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文翁化蜀与儒学传播

文翁化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味.文翁通过选拔蜀郡基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以及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就地学习两项措施,大力推广儒学,从而成功改造了与中原文化异质的巴蜀文化,使蜀人从思想文化上一统于儒家学说.此举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影响极为深远.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人的原始宗教观

三星堆文化中的原始宗教崇拜观念中包含有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人祖先崇拜等多层次宗教信仰.表明三星堆古蜀人的宗教信仰观在发展过程中,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新旧观念互相渗透、融合,不断积累,三星堆宗教文化是多层次宗教文化累积的结果.     

南方丝路与尔苏藏族先民

尔苏(包括里汝、多须、尔苏)这个藏族支系历史悠久,族源成分相当复杂,实属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大概自先秦以来就活动于古旄牛道一线。在旄牛道的干道上有不少古老的小道通往整个尔苏族群分布的地方。这些小道构成南方丝路及后来的茶马道的支线即古道网络,可以从各个方向接上南丝路或茶马路干道。在南丝路大渡河以南至雅砻江下游路段地带,文献记载他称的历史民族,秦汉之"夷",唐宋之"蛮",明清之"番",其中都包含有尔苏藏族先民的成分。至于先秦时的尔苏先民成分是否包含有"蚕丛国破"或杜宇及开明蜀国败亡而南徙的古蜀人或蜀人的因素,笔者猜测也很有可能。今尔苏藏族传统文化中确乎包含有某些古蜀或蜀人文化因素。     

先秦时期蜀人为何崇拜象牙

历法的发展固然与日月崇拜等原始宗教有着必然联系,而且,日月崇拜等原始宗教和神话也一定与古蜀人的历法等科技进步分不开。金沙遗址文化中的象牙崇拜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既受月亮崇拜等原始宗教等主体观念上的影响,更受历法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蜀人的圣树崇拜：从乌木到建木

从广柔石纽的神圣禁地的林野,到都广之野的建木,都可以看出古蜀人盛行着圣树崇拜.最初作为蜀人圣树崇拜产物的建木,后来突破巴蜀文化的局限,融合进华夏文化中,和扶桑、若木一起,成为支撑华夏文化圣树崇拜体系最重要的三根支柱.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和昆仑本是一地,它们都是古蜀族以岷山为原型,神化而成的天地的中心,神话的乐园.     

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人像探析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是古代蜀人在人物造型艺术方面的一大杰作,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代蜀人雕造的这些石人代表的是什么身份?具有什么象征含义?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它们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动机和目的?本文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一些学者的推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石人应是古蜀族巫师的象征,并非奴隶或社会下层,也决非异族人物或战俘,表现的也不是刑罚或人牲情形,而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暴巫尪求雨"的形象写照.     

“蜀”“蚕丛”“青铜立人”新释

甲骨文“蜀”字,上部目是蚕丛的面部特征,下部虫是蚕丛的身份特征。用“虫”称蜀并非对蜀人的贱称。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应是饕餮,蜀人称之为“抖”。青铜大立人亦是蚕丛形象。     

“雒人”及其南迁路线考

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事迹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古蜀人的南迁。先秦时期,广汉便有雒人居住,后来逐渐向南迁徙,直至越南。雒人南迁线路之上多留有其痕迹,沿途的族群和文化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对雒人南迁的线路、过程进行历史地理的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蜀越之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的交往和文化传播。     

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

在汉王朝开通南丝路以前,南丝路上的商品贸易采用的都是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出土于大型滇墓中的海贝不能满足构成流通货币的三大条件,所以并不具备货币的职能。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将该地区带入了汉王朝经济圈,汉式货币得以在南丝路沿线的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中流通。到东汉晚期,随着土著民族文化的消失,南丝路沿线基本上完成了商品交换形式的变更。蜀人与滇人相同的用贝方式,是蜀文化南传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曰邛,皆夷种也。"本文据此记载及其它相关史料考证,认为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巂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巂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巂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引起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巴文化与建筑刍议

<正>巴人与蜀人即使在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当下,巴人和蜀人,也就是川东人和川西人,仍然一望即知,其内在的不同质地,仍然锵然有声。从文字学上来看,尽管人们对"巴"字的解释有多种说法,但它一定与一种较为凶狠的动物相关(毒蛇或猛虎),则是人们所公认的。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巴,蛇也。或曰食象它"。这个说法在甲骨文的"巴"字中,也部分     

长江三峡古代建坝思想小考

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防洪。早在孙中山提出三峡工程建设之前,明人陈瑞已经在三峡上建二十座防洪石坝。陈瑞建坝思想源于"维土(牛)制水"。早在前蜀约一千多年前,前蜀人就曾在三峡建有类似军事石坝。即今天三峡工程至少具有千年的建坝历史文化积淀,对今天重新看待三峡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     

三星堆遗址出土石璧的祭祀功能和音乐声学特征（上）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盐亭麻秧遗址出土的大石璧和成组石璧,是古蜀族的祭祀礼器.在祭祀礼仪中用作敲击节奏,蜀人环璧而舞后,埋入地下.因此石璧的早期功能之一,可以作为乐器.     

《花间集》编者赵崇祚考略

赵崇祚为五代后蜀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的编纂者。本文在勾稽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赵廷隐墓考古发掘的成果,对赵崇祚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等进行探讨。     

三星堆遗址出土石璧的祭祀功能和音乐声学特征（下）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盐亭麻秧遗址出土的大石璧和成组石璧,是古蜀族的祭祀礼器.在祭祀礼仪中用作敲击节奏,蜀人环璧而舞后,埋入地下.因此石璧的早期功能之一,可以作为乐器.     

古蜀祭祀传统观察——以金沙遗址祭祀区为例

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都邑性中心聚落,其"梅苑"东北部的堆积有特定边界,出土遗物有着特定的组合和特殊的质料及非生活用品等特质,应是商周时期古蜀人的一处祭祀区。祭祀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金沙先民的祭祀传统复杂而多样,祭祀方式与祭祀对象历时性特征显著,凸显出古蜀社会发达的神权体系与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征。     

论中国洞经古乐的源和流

起源于古蜀人祭祀音乐,发祥于四川青城山的道教音乐,唐朝就开始流行,南宋时期在四川梓潼七曲山用于演唱《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的中国"洞经古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也是中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之一。对中国传统音乐和地方戏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五丁力士”新探

"五丁力士"诞生在夏商时期,活动于陇南和川西北一带,属于氐系后裔。随着蜀族入主成都平原,"五丁力士"以祖先崇拜形式存在并广泛流传,后因其忠勇超绝形象而为古蜀人喜爱并升华为民间的保护神,具有镇宅辟邪的厌胜性质和功能。开明王朝时期,其形象被鳖灵部落采纳,创造出新的"五丁力士"形象,威慑各个部落。本文从神话学和民俗学角度入手,探讨其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在汴京与茶的活动探析

苏轼兄弟生于西蜀茶乡,听西蜀师长讲述过王小波、李顺茶民之乱,对蜀人遭受的不公平"剖取"有切肤之痛,因此元祐期间一旦受到重用,兄弟二人即着手革其弊政。在这一期间,苏辙因为担任右司谏之职,更是连章上奏,兴利除弊,他们兄弟在这一时期的茶活动,具有敢于担当的改革者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