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诗人之间的友谊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唐诗人之间具有深厚的友谊,主要体现在对友人落第的安慰、对友人遭贬的同情、友人之间的惜别之情甚至死别之情、对彼此人品和作品的赞赏等诸多方面。盛唐诗人之间这种深厚的友谊,对我们理解盛唐的时代精神、文人风貌乃至诗歌创作等,都有重要的启示。     

留学生中的典范——阿倍仲麻吕

公元8世纪日本派往中国的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日友好的杰出使者,他出身于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其生活的时代,正值我国的盛唐时期。而此时的日本则刚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跨越,文化滞后,百业待兴。     

张九龄的人生思考与盛唐文人的典型心态——兼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模式

张九龄的文学创作、人生思考、处世原则,乃至人格秉性等,都曾对盛唐文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如果以张九龄人生理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为横向座标,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模式为纵向参照,可以看出张九龄的人生思考与盛唐文人的典型心态之间有许多共通共融的方面,也可以看出盛唐文人认同“功成身退”这一立身处世原则的心理动因与外在影响     

谫论初盛唐文人的食物书写

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初盛唐时期表现十分明显。在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人的诗文、笔记中,有着对食物的丰富书写。这种书写,表现出当时饮食文化中豪奢简略的特征,是文人狂放不逊的行为外显与求新求奇的心理表现。同时,亦是当时社会食风流变与文学雅俗走向的重要组成。     

从盛唐边塞诗看文人心态

从心理的角度对盛唐边塞诗人所折射的文人心态进行分析 ,认为边塞诗反映了盛唐时期文人们的建功立业、忠君爱国、开放旷达、自信乐观、激昂豪迈和慷慨悲壮的心态。     

元末明初松江文学综论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是一种以地域为界而又极具文化个性的文学现象。此地的文人群体是由松江本籍文人和流寓至松江的外籍文人构成,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诗人感情的率直真实;诗学取向上的崇尚盛唐,内容上多为吟咏山水、写照社会、宴饮唱和。其发展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元明之际的松江文学对明代文学亦有着重要影响。     

论《西湖二集》寄寓的文人情怀

文人情怀就是文人所有特有感情思想。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寄寓的文人情怀多表现在融入了其独立创作内容的部分,如作者的积极入仕精神和怀才不遇思想,而这些也正是他作品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东亚历史中,朝鲜通信使不仅承担起＂传通讯问＂的外交使命,而且客观上同时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通过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文人的情结研究

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的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心理习惯．包括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审美习惯及价值取向等。这些共同的心理习惯不仅在古代文人身上有经常的表现,而且在现代文人身上得到了继承。本文作者把这些共同的心理习惯概括为中国文人的五种情结,即漂泊情结、归隐情结、诗酒情结、乡土情结和悲秋情结。     

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

初唐宫廷文人诗歌研究历来易被忽视 ,整体观照其山水诗的流变 ,更是罕有论者。综观初唐宫廷文人的山水诗创作 ,其理论核心是性情声色的统一 ,其推动力是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而形式的完善、意境的开拓和艺术经验的积累为其外在表现。初唐宫廷文人以自己多方的创作实践 ,促进了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形成 ,为整个山水诗的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新旧文化断层时期凌叔华的性别创作

凌叔华的身份多重,将其归于京派作家群中,她自身的创作特点难于突出,放在闺阁派名下,其古典风貌特色在说明她的创作追求方面又显得语焉不详.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她从登上文坛开始就一以贯之的平和温婉的才情,展现了新旧文化断层时期富有历史感和性别特色的时代现象.她的作品折射出她被困锁在家庭、事业、感情“围城”中心脆弱迷茫,在面对复杂社会现实时的心灵困惑,及在传统与现代对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矛盾,这种传统文人的柔弱心理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艰难摸索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     

刘应秋送别诗论略

刘应秋的送别诗内容丰富,情感饱满。送友人赴边和赴任之作表现出对友人的鼓励和劝勉;送友人归山隐居之作则表现出对归隐淡泊平静生活的向往和怀才不遇之同情;与官场朋友告别或文人间的惜别则感激慷慨。在艺术技巧上,其诗歌结构灵活,意象典型。从刘应秋送别诗中,可见其不同寻常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     

初盛唐文人词的体制

初盛唐是词史的初始阶段.初盛唐文人词的发展为中晚唐文人词乃至宋词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晚唐词体的完备.离不开早期文人词词体的积淀与贡献.本文试图从标题形式、词的形体、句武句法等三个方面阐述初盛唐文人词的体制特征.并对刘扬忠先生关于早期文人词体制的观点及论述进行了评说.     

白下才华重合肥 散花天女著铢衣——龚鼎孳诗歌研究

龚鼎孳身负经世大才而热衷功名富贵,宦海沉浮几十年,身仕三朝,为人诟病。其诗承明七子宗风,师法汉魏和初盛唐,稍涉中晚,而不染宋调。总的特色,是铺陈张扬,而绝大部分又不失工稳雅丽。以应酬之作为多,既贪多又爱好,内容单薄,感情少真挚。其社会地位较高,许多遗民文人趋其门下,故他在当时诗坛,也有较高地位。     

从《被偷换的孩子》看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来为国内文人所关注,尤其在日本作家获奖后,仿佛中国文人得奖是必然的事。但奖项对人文理想主义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中国文学却涉及很少。作家们应放下功利主义,认真、积极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引领社会思想方向;而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     

诗贵清真——兼谈盛唐诗歌的审美趋向和成因

清真之美是盛唐诗人普遍的审美趋向,不仅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也反映在诗歌理论上,这和盛唐时期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心态以及道教、道家思想的繁荣发展和广泛传播密切相关.这是只有到了盛唐才有的如此普遍的审美风尚.     

试论李白文化心态中求彳士与归隐的矛盾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分析这种求仕与归隐的矛盾在诗人身上的种种表现,发现诗人像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一样有着政治上的远大理想和报国救民的愿望,然而在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却并不得意,既没有实现从布衣直取卿相的政治抱负,也未能从宦海从容身退,最终只落得终身与挫折和失意为伍。李白的政治悲剧同样也是盛唐时期一代文人的性格弱点及其政治悲剧命运的集中反映,由此引发出我们的诸多思考。     

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之生成

庄子及其学说对中国艺术精神之生成具有立体而又根底性的意义.其贵生、安命的处世之道,乃后世文人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寄情艺术的缘由所在;其"虚"的体道工夫,亦为后世文人进行艺术创作的心理前提;其体道时所呈现的至乐、逍遥的精神状态,恰是后世文人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体验;而庄子对真与自然这种价值形态的推崇,正与后世许多文人所领悟到的最高艺术境界相融通.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略论宋祁及其词

宋祁是宋初文坛一位风流蕴藉而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在社会环境的温床中,他无拘自己的才性,追求宴饮享乐,表现出追慕盛唐文人豪迈潇洒的一面.在词的创作中,他突出了写物与写心的结合,闺思与艳情的展露,宣扬了"乐"的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