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三维考察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形成于延安时期"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学理问题。对这一命题的学理考察体现在三个维度:在方法论维度上,《实践论》《矛盾论》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奠定了哲学基础;在理论维度上,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五大核心要素(批评的目的、批评的宗旨、批评的对象、批评的标准和批评的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在历史维度上,将党内批评思想升华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     

浅论新时期内蒙古女性文艺批评的旨向

内蒙古艺批评界的女性对“女权主义批评”思想和方法的借鉴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女性艺批评否定和解构男权化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内蒙古艺批评注入了崭新的思想要素。女性艺批评对艺民族性的探讨做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内蒙古艺批评界女性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表明，女性不再是抽象思辨领域的“缺席”和“缄默”。新时期内蒙古女性艺批评总体上是美学的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统一。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批评艺术

<正> 一、讲求批评艺术的原因 首先,批评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了批评需要讲求艺术。批评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第一,批评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目的和任务的顺利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和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培养和     

强化党内批评 保持党的生命力

党内批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有效形式之一,也是党的生命力的主要体现。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淡化、弱化、庸俗化党内批评的现象。在党的事业步入崭新阶段的历史时刻,共产党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站在新的高度,运用党内批评这一思想武器,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批评,涤荡思想上的污垢,永葆党的青春与活力。     

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色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独有特色。周恩来的批评具有针对性、严肃性与人本性;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具有主动性、真挚性、无私性与深刻性;周恩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结合上具有长期性、交融性与示范性。     

强化党内批评 保持党的生命力

党内批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有效形式之一，也是党的生命力的主要体现。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淡化，弱化，庸俗化党内批评的现象，在党的事业步入崭新新阶段的历史时刻，共产党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站在新的高度，运用党内批评这一思想武器，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批评，涤荡思想上的污垢，永葆党的青春与活力。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视域下元结诗论思想探究

"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中的两种主要批评范式,均由孟子提出。在鉴赏和批评文学作品时,这两种批评方法是紧密相联的,可以说"以意逆志"是以"知人论世"为基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批评方法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内涵,在文学作品鉴赏和批评中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元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其诗论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本文将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来分析其诗论思想,探求诗人之"志"。     

生态批评视角下《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根源

生态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和反生态思想。海明威的代表作品《老人与海》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两种思想,同时也揭露了在生态批评的条件下生态观的矛盾及根源。本文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研究《老人与海》的生态观矛盾及根源,从而发掘出引发人类生态环境改变的根本原因。     

《寂静的春天》——生态批评的催化剂

《寂静的春天》中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尤其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生态批评的精髓一脉相承。它普及了环保知识,唤醒了环保意识,催生了生态文学的繁荣,不仅给生态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生态批评的面世奠定思想基础。因此,它是生态批评的催化剂。     

论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

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是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大体上经历了孕育准备、形成发展、成熟完善、继续发展等几个主要的阶段。作为一项重要的建党思想 ,它内容丰富 ,有其基本的原则、态度、方法、形式等。在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和运用上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建设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陈垣先生对校勘学的贡献

陈垣《〈元典章〉校勘释例》综合前人经验与自己校读《元典章》的体会，将校书之法分为本校、对校、它校、理校四种。对古籍校勘第一次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使得自西汉末开始的校勘学在20世纪30年代成一门成熟的学科，厥功甚巨。     

风雅为求无穷意,心源直探古人初——评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乐府向来为汉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但由于时代久远和材料缺乏,研究多在低层次徘徊,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从艺术生产理论出发,溯其历史源头,明其流程变化,归纳其艺术意义,可谓直抉乐府生长发育的秘密,与学界倡导的＂宏观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相合,对于汉乐府研究的深化启迪多多。     

曹操“挟天子”难“令诸侯”论

曹操"挟天子"只可让少数诸侯服从其令归顺朝廷,却难以命令多数诸侯。主要原因有六:汉朝天子的合法性权威丧失殆尽;皇朝更代的五行学说让天下人从心理上感受到汉朝即将灭亡;曹操汉相身份受到天下人的质疑;天下诸侯都拥有私人军队,都在积极建立自己的霸业;社会志士多在寻找新的主人建功立业而非拥汉;次等君臣关系的固化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曹操"挟天子"也产生了集团内部拥汉派反对他代汉的严重政治问题。     

格调论视野中的声调：情感运动的方式

在格调论中,主情与主格调相互统一,直接显现着中华民族生命的存在方式。格调论的兴起是主情思潮直接导致的结果,明人不满宋元理学对诗学的渗透所造成的情与理的分割,要求以自由的审美的节奏韵律为中介,回归汉与盛唐的主情诗学,回归于生命本身固有的和谐。但他们既没有汉唐人的生活情感,在政治专制和理学统治下情感又受到压制,不能直接走兴感的路子,于是以复古为途径,通过将诗的格律声调还原为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情感运动形式加以摹拟,以纠正、化育与表现生命,达到情性的复归。     

《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

两汉时代,屈原批评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观点纷纭而论争激烈。但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史记＆#183;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屈原之外,汉代赋家本身已不再为文学批评所关注,这与汉赋不同于屈骚的“实”而采取“虚”的创作倾向有关。汉代赋家游离于汉赋作品之外,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提供再度阐释文学形象维度。     

苏轼“史论文”简论

苏轼的史论文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主要包括论历代人物和论历史事件。前者论述了先秦至唐朝的众多历史人物,重点是先秦秦汉人物;后者则以其《正统论》最为有名。苏轼的史论文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极具感染力;在思想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对宋以后的历代史论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文本解读

作为当代具有国际声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的伊格尔顿,他的著作具有广泛的公众影响力。因此重温和细读伊格尔顿的经典理论著作,可以昭示当今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走向。伊格尔顿在其著名的理论著作《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提出一个核心命题：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的批评。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试论王符的圣贤思想

东汉后期的思想家王符在其著作《潜夫论》中,对后期社会流弊及外戚宦官的专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提出”末世“的治理需要圣主贤才的思想主张,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充分论述了圣贤出现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圣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