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理欲对抗的循环——一个哲学问题

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开始,一直就有公、义、理与私、利、欲的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治世之道,并未显出成效,这种理欲对抗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存在重大影响。应该找到一条走出理欲对抗的道路。     

《金瓶梅》中的理欲观

《金瓶梅》是一部得到充分肯定又备受争议的一部小说。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中对于色欲和利欲的大量细致的描写。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讲。小说中人欲横流的社会图景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人的处世理念．特别是理欲观念。而且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欲观念完全打破了自宋代以来一直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传统。不是存理灭欲。而是有欲无理。以欲代理。为饱私欲。置伦理道德于不顾。忘却人性,无视廉耻。对于这种客观体现出的理欲观,我们必须冷静的,批判的对待。     

《金瓶梅》：“理”和“欲”的对峙与两难

对《金瓶梅》的五种主旨说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主旨新说：《金瓶梅》表现的是“理”和“欲”的对峙与两难。《金瓶梅》虽然在叙述层面表现出以“理”制“欲”的倾向，而在内的思想层面却是扬“欲”抗“理”，并形成“理”和“欲”的坚韧对峙，这体现了作者思想深处无法调和的矛盾。     

试析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错误在于将“理”与“欲”绝对对立起来，并把“理”加以合理化，把“欲”虚无化。我们应当反思其实质和危害，并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     

西方哲学家是怎样看待理欲关系的

理欲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永恒课题。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大都强调以道德理性克制欲望追求,过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的生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对欲望的片面抑制和片面颂扬的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展反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但同时也主张对欲望给予道德的和法制的节制。比较研究西方理欲观与东方理欲观的异同,总结人类对于理欲关系探讨认知的历史经验,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日趋复杂、尖锐的理欲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理欲之辨”与清初理性精神的复归

从宋儒到晚明先锋派文人再到清初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人们之于理欲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清人不仅纠正了宋儒“理欲对立”的错误,同时也批判了晚明士人在欲望上的过度放纵;既不赞成明人的“弃理从欲”,同时也反对宋儒的“存理灭欲”,而是主张在“以理节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理、欲调和.克服“唯理”或“唯欲”的偏激而更趋向“理欲兼顾”的中庸, “理欲之辨”也由此被逐渐导向了富有理性精神的合理化方向.     

郁达夫与传统理欲观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最早涉及性意识的小说家 ,但对此贡献毁誉不一。要科学地评价他 ,就得弄清他如何背叛传统理欲观。传统理欲观不外乎以理节欲、存理灭欲、去理纵欲三类。华夏古国 ,儒、道、佛三教拧成思想绞索 ,绞杀人性。马、恩和鲁迅否定禁欲主义。郁达夫持类似观点 ,其文论与小说 ,主张表现性爱 ,向传统理欲观提出挑战 ,具有一定社会意义。某些作品性爱描写失于直露 ,但无损其历史地位     

儒学和朱、戴的“理欲之辨”

儒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把继承和变革结合起来，随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从而使儒学在封建社会里充满活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延续几千年。朱熹和戴震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代宗师，分别在不同的时代对儒学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他们在“理欲之辨”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没有超越儒学．都是儒学的继承者，所不同的是．由于戴震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已大大增长．因而戴震的新理学创新多于继承。     

理在欲中——颜李学派的理欲观

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清初颜李学派提出了"理在欲中"的理欲现,主张"欲"的合理性,同时提倡节欲.这种理欲观有利于解放人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推进了"事物之教"的书院教育改革.     

论戴震“理欲说”的平衡性

清中叶思想家戴震提出的"理存于欲"思想,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天理"和"人欲"关系的不同见解加以细致比较,以及对戴震理欲思想的深入分析,认为戴震对理欲关系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和物质欲望之间的平衡性。     

清初江南分省研究之启示

清初江南分省,是清朝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大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一个研究的小高潮．出现了数种观点。回顾、总结这场讨论,给我们带来了学术启发,尤其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承明制”的理解。即：清朝不是简单地继承了明朝制度,而是有一个明制——清承明制——清制的转变过程。中央国家机关如此,地方行政制度更是如此。     

传统叙事视角下的历史记忆——解读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

明代涉及倭寇描写的小说、戏曲作品约16部,大多产生于晚明时期。在传统叙事视角下,倭寇形象有的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而被轻易击败,显得简单而粗糙;有的则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并考虑到当时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对其中的中国人首领予以了相对客观的塑造与评述,甚至不乏同情的笔调。倭寇中的日本人形象缺乏足够生动的细节展示则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缺陷。明代小说、戏曲里的倭寇描写不仅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而且以通俗文学的样式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反映出晚明以后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恶化。     

三明明清书院考述

三明辖境在明朝有16所书院,在清朝有29所书院,较之两宋的6所书院数量上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书院总数已从宋代的超过全省的百分之十降至不足全省的百分之十,书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有所下降。这反映了三明辖境在明清两朝是福建省文化较为落后的区域,也是福建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今天,我们仍要结合书院的传统特点挖掘书院对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功能。     

明清小说与民问秘密宗教及帮会之关系论纲

明清小说与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崇拜观念、三教合一思想、巫术结构方式等。反之，明清通俗小说也同样影响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军事斗争和宝卷创作等。     

中国古代“假传”文体发展史述论

“假传”文滥觞于韩愈的《毛颖传》.唐代是“假传”文的发轫期,宋元是“假传”文的发展和分化期,明代是“假传”文的高峰期和从俗期,清代是“假传”文的复归淳雅期,民国初年“假传”文曾再度繁荣,“五四”以后随着文言的衰落,“假传”文体走向式微.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明季南北略》的写作原因和史料价值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乱离,《明季南北略》即是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品。作者计六奇心系明朝,试图以此书来总结明朝由乱而亡的历史教训,寄托自己炽烈的民族感情,并希望以此书留名于世。书中保留了明清之际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关于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的史料,有许多是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记载;同时,书中许多记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更加真实可信,为其他史料所不及;计六奇一生湮没无闻,书中有关的写作经历,也是了解作者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

崇祯十四、十五年,明清在山海关外松锦前线的大决战,以明军丧师,主帅降敌结束。明朝从此失去了关外的优势。松锦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崇祯十五年眷,战事不多,清人以逼降为主。洪承畴、祖大寿投降后,其部下和当地百姓命运如何,中国现存的史料不见说明。据清顺治年间的《燕行录》记载,清人在当时实施了杀降和屠城兽行。朝鲜的使巨用诗歌和《日记》记载了他们途经这块土地上之所见所闻,凭吊了埋葬在这里的万名忠魂。     

清初诗人李驎考论

昭阳李氏家族是横跨明清两代的文化望族,李驎是明末清初李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因其所著《虬峰文集》而罹患文字狱被掘尸地下。李驎的资料多零星散失,本文对与其生平相关的姓名、生卒年、世系,《虬峰文集》的写作、刊刻和禁毁及其与家族成员之交往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论。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妇女观与文人学士的雅文化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妇女观比较进步,主要表现在：称颂女子的才学智慧;主张婚恋自主,肯定其抗争命运的精神;赞扬妇女的传统美德。原因是受了文人学士雅文化的影响所致,文人雅文化的主要内涵是：看重才学,主张因才立身、求取功名;珍视自我,傲视世俗;认同封建制度与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