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院研究的通讯(五则)

一白鹿洞书院的史实诸问题来信说到白鹿洞书院的史实问题,就我所知,简复如后:(一)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或称白鹿洞书堂)曾三起三落。大约是开宝九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至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江州地方人士于庐山国学的旧址建学馆,聚徒讲学。这是白鹿洞书院的开始。所以目前所能看到的白鹿洞书院志书均称:白鹿洞于“宋初是置书院”。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将此事奏告朝廷,并请求赐书。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将国子监印本九经“驿送至洞”。这次兴起至太平兴国五年或七年就衰落了。为什么说五年或七年呢?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讲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洞主明起将南唐庐山国学留下的学田献给当局,自己     

论寇准的巴东诗作

文章着重探讨了寇准在归州巴东任上的活动情况、诗歌创作情况和寇准此期的思想状况,并对寇诗此期的艺术特色作出了分析:寇准于太平兴国五年秋赴任至太平兴国八年赴大名府成安县,四年期间创作了不少于六十首诗,这些诗主要抒发了仕途的失意和对故乡、隐逸的向往,艺术上则体现了晚唐体的特色。     

试论《太平御览》的成书年代

类书《太平御览》何时成书，历来说法不一，聂崇岐先生提出了上于太平兴国七年说，并列举了三大证据，但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三大证据均不足为据，本文认为《太平御览》应是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     

北宋前期四川铁钱币值与流通地区变化

宋代的四川是铁钱流通区，由于北宋初年实行上供政策的结果，四川地区的铁钱与铜钱的比值由五代后蜀的２．１：１急降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的１４：１，从而对四川的货币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宋朝延要用增铸铁钱和允许铜钱入川的办法，提高铁钱的币值，从而使铁钱与铜钱在太平兴国以后基本稳定在１０：１的比值上。     

中日集权型公共人事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人事部和日本国家人事院是各自政府的中央人事行政统辖机关，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央人事行政集权机关。中国的人事部是国务院的内设机构，实行首长制，国务院委托其行使人事行政的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人事行政权；日本的人事院相对于内阁具有的地位，实行合议制，其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人事行政权是由法律授予的。虽然人事部和人事院都是中央人事行政统辖机关，但在中日两国政府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中央人事行政统辖机关是公共人事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事体制总量与政治体制相匹配的，不同的政治体制决定着中央人事行政统辖机关的不同作用，但无论如何，效率与民主是各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对各国公共人事管理体制进行分析比较，学习借鉴，应是制度建设之科学态度。     

《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是宋朝李昉、扈蒙等十四人奉敕修撰的一部大类书。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七七年)开始,用了六年多时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九八三年)成书,共一千卷,初名《太平总类》。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年全部看完,下诏改题今名。亦省称《御览》。《太平御览》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三部类书为蓝本,广采经史子集等图书达一千六百九十种,     

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

藏族地区在元代已归属中央政府的统辖之列,成为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行政区划。在明太祖建立明朝并取代了元朝在中央的统治之后,明朝廷对藏族地区的治理,采取“多封众建”和“羁縻贡市”的方式,以政治利益和经济的利益维系朝廷对藏区地方势力的管理。明朝治理藏族地区政策是充分建立在元朝的基础上并作了必要的调整。     

开卷有益

宋太宗(即赵光义)统一全国后,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古籍。同时又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在太平兴国年间,他下令编纂《太平广记》等类书,从而为保存和发扬我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一部叫《太平御览》的书,引用的十之七八的内容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了。所以,又可以说这部书是北宋以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原名《太平编览》。编成后,宋太宗对它非常重视,规定自己每天看三卷,一年后全部看完。因而改名为《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宋太宗的政事非常繁忙,经常因处理其他事情而未能按计划阅读这部书,于…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对策

20多年来,我国由中央统一立法的格局逐渐向地方立法分权的格局转变,这对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填补中央立法的空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立法冲突、重复立法、越权立法和立法权被异化等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为我国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合理配置理出思路,提出对策,以优化中央与地方立法职能,构建科学合理的、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对策

20多年来,我国由中央统一立法的格局逐渐向地方立法分权的格局转交,这对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填补中央立法的空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立法冲突、重复立法、越权立法和立法权被异化等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为我国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合理配置理出思路,提出对策,以优化中央与地方立法职能,构建科学合理的、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新政权与旧官僚: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递嬗

无论是帝制时代的父死子继,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权倾覆,或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新旧政权的更迭,都必然会对新政府的人事构成产生影响。北伐后,大批具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在顺利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然新政权使用新官僚,是为当然之事。吊诡的是,对于北伐之后的新政权而言,旧官僚固然"旧",新官僚却似乎并不太"新"。这种"新旧杂糅,亦新亦旧"的现象虽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个新政权却未能在官僚的人事构成上展示其新的一面,从而为其迅速沦为旧政权埋下了伏笔。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与其家世不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情况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间接的、隐性的联系,它与从前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已完全不同。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进士人数大大减少,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进士科考试中迅速崛起,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成就最为显著,以至于对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历程的嬗变特点及原因

近代中国在列强入侵下,国情发生巨变,中国妇女在变化的历史时期经历着自身的嬗变。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初期,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历程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进一步深化并形成自己的特点。社会性质的改变,西方思潮的传人及开明官员与政府的参与是这种特点形成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北魏后期官僚管理制度的两个特点

宣武帝"正始泛阶"以后,北魏在考课制度和选举制度两个方面将地方官与中央官相区别,中央散官与中央职事官相区别.产生这两个特点的背景是,王朝在设计官僚迁转模式时,要求地方官与中央散官互相"对流".在这种对流的背景下,北魏最终出现了"停年格"这一选举制度.王朝的政策对北魏后期的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加剧了人们对散官的歧视,二是进一步降低了地方官的待遇,并最终刺激了"重内轻外"观念的发生.     

论吴忠信使藏

1939年 10月 ,国民政府派吴忠信赴藏 ,代表中央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进而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 ,并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是民国时期中央派往西藏的最高官员 ,其使藏表明西藏最高政教大权属于中央政府 ,密切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巩固了抗战的后方基地。     

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宰相性格谈起

南宋孝宗皇帝锐意北伐收复中原,主战派宰相、大臣亦能尽心竭力,但为何北伐终不能成功呢?除了宋金双方的均势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孝宗受制于主和的太上皇,朝野主守派势力壮大等原因之外,还在于孝宗朝缺乏像南宋初年岳飞那样的"恢复之臣"。而孝宗朝主战派宰相由于自身性格、才能等方面的缺陷亦是导致他们不能真正成为"恢复之臣",无法担当北伐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代候补官员发省委署制度成因初探

在清代,原本在中央候补的官员可通过加捐分发到各省,以备地方上的差委和署任之用。该制度的出现源于地方和中央的共同需要,它与清代的官缺制度、官员的分发试用制度和捐纳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分发、委署和试用制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成为清代地方铨政的重要环节,用以甄核候选官员的人品和才能。随着清代捐纳制度的兴盛,分发到省的官员日益增多,地方逐渐形成严密的委署章程,以保证分发人员委署任职时的公平公正。但在咸丰以后,随着军事繁兴,地方委署章程限于名存实亡,委署制度陷入重重危机。归于地方督抚的委署权逐渐侵夺中央吏部的铨选权,直接造成了清代地方铨政的紊乱和吏治的败坏。     

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

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其间,中央管理机关更迭频繁,各铁路公司迟迟不将铁路的各方面资料上报。这些情况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表现于管理结构上的必然调整变换,也有权力交接上的朝廷与地方,中国与投资方国家的矛盾斗争。     

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

东汉时期,国家的边疆政策以消极防御为主,少有进取,更多依赖有能力的边吏＂自在＂经营。当他们取得不错的成果时,国家就出面给予支持;稍有阻力,政府就轻言放弃,班超经营西域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从相关文献来看,边吏的个人行为和中央集权的政府行为,对东汉中期西北边疆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班超的积极努力一次次将不被看好的西域重新拉入政府的西北经略大局之中,但是政府的无为态度却极大地削弱了西域经略的成效。这种个人行为与国家经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明显,也是东汉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特色,值得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