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及其终结——从文协同人的检讨和反思说起

文协同人1940年对“抗战文艺”作了检讨和反思,从文艺观念、创作题材、艺术形式和生产传播方式等方面,全面勾勒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包括高度重视宣传功能、以通俗文学和短小通讯报告为主要艺术形式、集中描写和反映前线生活等几个方面。在生产和传播方式上,“抗战文艺”采用的是“机构订货”和商业化生产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在文协同人检讨和反思中,“抗战文艺”也走向终结。     

抗战语境中的阐释策略——论建国前华威形象的阐释

建国前的华威形象阐释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阐释个案。在以民族解放话语为主流话语的抗战语境里,华威“官僚”身份被漠视,并获得“抗战者”身份。出于抗日统一战线团结的时代需要,华威的官气被淡化、规避;在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趋势的影响下,华威身上的文人气则被强化突出,华威由此披上了“知识分子”的外衣。于是在抗战的语境中,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策略,华威被合理合法地阐释为“抗战知识分子”而没有引起任何质疑。     

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生成与三十年代文学的关 系简

抗战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五四新文学”在抗战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抗战文学对于文学队伍、文学版图、创作主体、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抗战之前的三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文艺运动也都或明或暗地影响了抗战文学的发展.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

在“四大奇书”经典构建过程中,金圣叹创造性地提出“才子书”的批评思路,认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寄寓着“才子”写作者个体化的人生经历与独有的“意思”,以至于应在知晓写作者“心闲”的情况下,基于“妙文”的角度分析相关小说的文采与才情。以“才子书”进行通俗文艺“雅”意探寻的“雅俗共赏”行为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有助于打破通俗章回小说固有的文体界限及其文化层级,转而注重“才子”写作主体介入小说文本所带来创作趣味的文人化、高雅化及知识化倾向。这种新的审美策略,促使以“奇书体”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被进行知识特征与存在意义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四大奇书”等通俗文艺流布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论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兼及《四世同堂》的写作准备

老舍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以描写北平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小说为其所长。1941年前后老舍经历了抗战中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转折，他开始放弃通俗文艺、宣传文艺的写作，重新接续被抗战打断了的小说写作之旅，从写作风格、写作题材、写作体裁三方面完成了向新文学的回归，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深远的心理背景。     

桂林版《扫荡报》文艺“中国化”话语分析

国民党办的桂林版《扫荡报》,发表了大量为抗战救亡服务的有关歌曲、诗歌、戏剧、漫画等方面的文论,宣传进步和团结,使得桂林抗战文艺在中国的抗战宣传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用“中国化”话语简明地分析了桂林版《扫荡报》抗战文艺的立场和态度,对该报“化字格”分3个层次进行归纳,对每个层次分别就“谁来化、化什么、怎么化”进行了阐释。     

阳翰笙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组织、发动起来的统一战线文艺运动。抗战军兴,长江局的周恩来交给阳翰笙两项任务:一是在文艺界组织广泛的抗敌群众组织;一是协助郭沫若筹备“第三厅”。受命以后,阳翰笙殚思竭虑,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发动工作,先后成立了“剧协”、“影协”、“文协”,参与组建了“第三厅”、“文工会”,并担任领导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还以其精辟的戏剧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推动了戏剧运动的深入发展。     

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路径研究

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宣扬“十四年抗战史”是新时代历史教学的新使命。东北抗战文化资源丰富厚重，契合“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需要。深刻理解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现实意义，重点解决好“为什么融”的问题；准确定位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切入点，深入发掘东北抗战文化资源的史学价值，推动其向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转变，解决好“融什么”的问题；探索东北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有效路径，解决好“怎么融”的问题；不断强化“十四年抗战史”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回答好“谁来融”的问题。     

“抗战无关”论的历史是非

抗战时期,文艺界对“抗战无关论”进行了批判。现在有人对这种批判进行批评,并为梁实秋的观点进行辩解,本文对此从三个方面予以反驳,同时指出这种辩解文章对当年坚持“抗战有关论”者有不恰当的理解和认识。     

“五四”至抗战前夕的安徽报业

“五四”至抗战前夕安徽共办有报刊300余种。本文以安庆、芜湖、蚌埠、合肥四地报业为重点，评介其主要报刊，并对有关重要报刊做适当考证。     

略论抗战时期重庆美术活跃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重庆美术十分活跃,其战斗性、大众性、艺术性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与重庆成为抗战文化中心、抗日战争为重庆美术提供了新内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有坚强的组织机构、受延安革命艺术的影响等有密切的关系.     

论抗战文学的政治阐释与理性冲突

抗战文学以“政治阐释”为主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较大发展,在民族政治驱使下出现了“政治一元化”创作现象。作家有意设置了两个对立的叙事平台,表现正义的理性与非正义理性的冲突。对探究抗战文学的艺术缺失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和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进程的理性思考。     

真实、全面、生动的抗战史——读评《常熟抗战史印》

在以往对常熟抗战史研究的著作中,注重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的记载,在全面、完整方面存有不足。《常熟抗战史印》首次以较多篇幅记叙了国民党军队在常熟的艰苦抗战,同时也对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作了生动叙写,从而告诉读者,只有真实反映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各自所作贡献,这样的抗战史才是真实的、全面的。     

太行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大众化”特征成因

抗战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大众化",它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章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例,探析了"大众化"这一特征的成因。     

试论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叙事策略

在抗争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书写不仅在内容方面表现出某种特有的“诗意”,在叙事策略上亦呈现出新的气象。而叙事方法对内容的有效烘托及其二者的巧妙融合使女性书写拥有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抗战小说叙事模式初探

抗日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抗战小说”是抗战文学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抗战小说”作为历史叙事和自我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在“抗战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多元的叙述中,也展现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家族记忆和民族国家想象。基于此,要讨论的正是1930年代以来我国“抗战小说”基本叙事模式的发展脉络及其所要揭示的复杂的历史图景和文学内涵。     

丰子恺:大众文艺的热心提倡者

丰子恺是一个大众文艺的热心提倡者。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他虽然没有发表多少文章参加讨论,但从20年代起到抗战初期,他不但在理论上积极提倡,而且在漫画和随笔的创作中实践着文艺大众化。由于丰子恺同“左联”距离较远,其思想体系、文艺观点同大多数左翼作家有较大区别,也由于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一向不为人们所注意。研究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不应遗忘丰子恺。     

抗战初期我军的军事战略转变

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实行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定执行者，是全面持久抗战路线的制定者与彻底贯彻者，是人民大众利益的积极争取者和忠实维护者：这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筑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柱石、前提和力量源泉。它们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同时，也是中国其他任何政党和组织没有做好、或者是想到而没有做到、甚至是不愿做到的。     

论中共南方局对四川抗战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支流的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抗战文化呈现出多彩的光谱,它既是抗战主题下外来文化与四川本地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共延安民主文化政策在特定空间的灵活贯彻和实践。其斗争经验和贯彻实施,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建国主张,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团结了敌后广大的知识分子,成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后期知识分子奔赴华北、共商建国大计的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