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与机制

【目的】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重要路径,本文旨在展开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方法】从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切入,运用中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碳排放强度数据,基于核密度估计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演化特征,利用动态杜宾模型以及中介效应等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研究表明：(1)农业碳排放强度水平在持续下降,空间异质性较强,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叠加形态存在一定的错位发展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基于内生性检验、剔除样本及政策效应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及农业创业活跃度影响农业碳排放水平。而城镇化水平及市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减碳的效应。【结论】建议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低碳农业发展的组织模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激发农业创新创业活力,以此助推低碳农业发展。     

数字金融对中国用水强度的影响及其机理

【目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金融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新契机,如何有效释放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节水减排”红利,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方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结果】(1)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发挥对用水强度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实现,且在经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法以及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传导路径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数字金融对用水强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却不明显。(3)从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用水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对一产和二产的用水强度发挥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另外水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更容易发挥数字金融的红利效应。【结论】因此,需加强数字金融建设,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因地制宜、因产施策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资源利用的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

本文基于2001—2010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算,然后运用GLS法和面板门限回归就环境规制强度对异质性行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门限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提高全部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波特假说"在行业检验中成立,但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非线性的门限效应。     

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时空特征及技术创新影响机制

从细分行业及区域视角切入,运用Super-SBM及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明确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在时序上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行业及区域变化具有一定差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38%、9.66%,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碳排放绩效较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碳排放绩效较高;②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明显,大致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Moran’s I由1999年0.338上升至2019年0.509,空间集聚类型逐渐转变为高高集聚。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划分为14种类型,“低低低低”类型占主导地位;③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数与工业碳排放绩效大致呈显著正相关,主要通过能源替代、工艺优化、产品创新等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碳排放绩效稳步提升。最后从创新投入、政策体系及区域协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中国区域及细分行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与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提供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18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的地区规模和营商环境在该影响机制下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在通过剔除部分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基于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规模消极调节数字普惠...     

数字金融何以能诱发区域绿色创新？

如何加快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是直接关乎“双碳”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数字金融为现代金融体系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成为驱动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位数等方法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直接冲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即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赋能效应高于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强于西部地区;（3）数字金融不仅可直接驱动区域绿色创新,还能通过加速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环境污染等方式间接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现阶段数字金融的直接赋能仍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4）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赋能效应存在“结构突变”特征,随着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对其的促进作用会逐步降低。     

中国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碳排放问题首先需要对碳排放量进行估算。本文首先根据国家、地区、行业不同的能源消费特征和可利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并估算了全国、各个行业、各省市区的碳排放量。基于指数分解方法的特点,利用碳排放的完全指数分解方法——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法)定量分析了中国1995年-2007年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和贡献率,影响因素包括4种,即经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碳强度效应。分解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时期这4种效应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是不同的,1995年-2007年对碳排放增加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结果也提醒国家需要对这一时期内的产业政策、能源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反思。     

湖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经验证据

利用北京大学联合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编制的两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湖南省各市州2011年-2018年相关的经济社会指标面板数据,分析了湖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边际效应,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中国制造业行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行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将其分为高效率行业、中效率行业和低效率行业,然后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禀赋结构、产权结构、外商投资和企业规模对3类行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得出结论,以上影响因素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禀赋结构对3类行业均有负的影响,企业规模均有正的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数字经济行业研究

坚持以创新为先导,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力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数字产业的基础行业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构建数字经济行业企业研发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在考虑稳健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经济行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能显著的起到正向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能否进一步促进城市工业实现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亟待研究。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非期望超效率E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时空特征,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如下：①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总体呈波动性增长趋势,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现象十分显著,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现象并存,空间非均衡现象仍然存在。②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地工业碳生产率,也会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工业碳生产率释放促增红利,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现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尚未发挥机制作用。④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因城市区位与创新环境差异而存在空间异质性,如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具有辐射带动效应,而高人才集聚区则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应重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破除城市“各自为战”的治理方式,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城际绿色协同治理体系,突破地理边界以形成区域工业减碳合力。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碳排放效率分析与低碳优化

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容易陷入增加投入与控制碳排放两难选择的困境,理想碳排放效率下的适度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成为控制碳排放与兼顾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计算了中国30个省份2003年、2006年、2009年与2012年的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然后基于松弛测度（Slack Based Measure ,SBM）模型估算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碳排放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时空分布上,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与其碳排放效率是动态变化的,但两者变化趋势并不一致;②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2003-2006年增长缓慢,东部略高;2006-2009年增长明显,东中西差异不大;2009-2012年大幅提升,西部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超过东部和中部;③2003-2012年,碳排放有效省份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东西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碳排放效率值;④技术效率不足是引起碳排放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⑤东部地区由于减缓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增速得以提高碳排放效率,中西部地区因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快速提升而无法兼顾碳排放效率。最后,针对总效率无效省份,构建结合了东中西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特点的低碳优化策略,以期改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碳排放效率。     

中国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工业是大气污染物和CO₂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国家推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力军。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工业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行多重调节模型分析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中国工业存在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即在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减少的同时会显著促进碳排放量的减少;②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规模是影响协同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其中能源效率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正向调节效应,而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规模对协同效应呈负向调节效应;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影响机制差异明显,不同调节因素对协同效应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对各地区协同效应均产生较强的调节效果。最后,本文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升和区域差异化策略等方面提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议。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评估与机制

在落实“双碳”目标、推进城市群战略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有何影响?本文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模型、调节模型分析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一体化区域扩容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且考虑平行趋势、内生性、外部冲击、差异化碳排放估算方法等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②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多重异质性,如时间上城市加入协调会时间越长、对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越大,区域上加入协调会对苏皖城市影响呈显著负效应、浙江城市影响呈不显著正效应,城市类型上加入协调会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强于一般城市。③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产业升级加快、绿色创新技术提升、协同治理深化等,是一体化区域扩容驱动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重要机制,且城市市场化程度提升、产业高级化推进,能够放大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验证了通过一体化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但也表明推动一体化城市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实施应“因地制宜”。     

城乡融合对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

【目的】城乡融合作为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手段,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方法】本文采用中国2005—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在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总体上,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对农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提升农业低碳技术效率,但对前沿技术进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进而不利于改善农业碳排放效率。上述研究结论在空间溢出视角下仍然成立。②从城乡融合发展的不同维度来看,“人的融合”能够通过改善技术效率来有效提升农业碳排放效率,而“地的融合”和“资本的融合”虽然对技术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受到技术进步的负向制约,最终阻碍了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总体提升。③门槛计量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约束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碳排放效率关系的显著门槛变量,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迈过阈值后,城乡融合发展能够对农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结论】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兼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着力构建以“人”为核心,统筹“地”和“资本”融合的城乡融合体系与机制,为以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为契机来实现低碳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识别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是促进渔业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3个维度探讨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以及渔业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总体上提升了渔业碳排放强度。②在收入门槛约束下,水产品贸易与渔业碳排放强度间呈倒“U”型关系,收入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贸易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③渔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提高及要素禀赋都能有效降低渔业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有效性存在阈值,过强的环境规制会出现“越规制,越污染”现象。因此,应加快转变水产品贸易增长模式,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开放式渔业技术创新;并在充分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合理掌控渔业环境规制力度,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渔业减排责任。     

基于LMDI方法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

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较大的产业结构变动,而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碳排放控制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基于1980-2010年能源平衡表中终端能耗数据,对中国CO₂排放量进行核算。利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经济总量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将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分解为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从而得到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作用结果。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率达到了3.71％（2005年不变价）,下降速度与发达国家的最快下降速度基本持平,说明中国节能减排的成效显著。技术进步对如此大的下降速度贡献较大,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较小。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低碳试点地区更好地推进低碳工作,而且对于低碳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但低碳试点政策能否实现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以第二批低碳试点政策为例,基于2012—2016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有效降低样本自选择及政策内生性等问题导致的处理效应偏差。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具有显著且持续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机制识别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主要是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实现碳强度的下降,且产业升级的效果有逐年增强的趋势,但通过城市绿地碳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尚未实现。基于此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应进一步推广低碳试点政策,积极探索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提升宜居绿色的城市环境。     

中国碳排放强度两阶段分解

通过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强度进行两阶段因素分解,第一阶段对碳排放强度进行LMDI分解,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强度的贡献率超过90%。第二阶段对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进行LMDI分解,结果表明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变化有显著影响。最后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分解变量进行长期协整关系验证,结果表明碳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