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标准解读及其启示

本文介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的评选标准,并进行了简单分析。结合项目总体进展,提出了建立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标准及进行保护试点的遴选时,应重点考虑生物与文化多样性、文化与生态及经济的可持续性、区域与类型的代表性、对履行国际公约的贡献、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可示范性与地方保护的积极性等几个方面。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

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农民们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在寻求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发端于20世纪初,以农业考古、农业历史、传统农业哲学及农业民俗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遗产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奠定了基础。2005年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GIAHS保护试点为标志的新时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探索,正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保护与发展协调的特征。本文从古籍整理与考古研究、概念与内涵研究、系统结构与作用机制研究、多功能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等角度介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性研究进展,从动态保护途径研究、法律与政策保障研究和保护与发展实践探索等方面总结了近几年开展的工作与取得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包括: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重视典型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的机理性、定量化研究;从多学科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加快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价值挖掘工作;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及可持续利用;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文化多样性两个方面的保护,在做好"两个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地区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持;避免"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护和"大拆大建"的"破坏性"开发两种错误倾向;逐步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的积极参与,科技的有力支撑,企业的有效介入,媒体的跟踪宣传;使农业文化遗产地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展示传统农业文明的窗口,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文化旅游的目的地。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目前存在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对其英文名称进行翻译以及内涵边界。大部分学术论文中使用“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说法。农业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农业遗产,它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系统、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景观与农业文化。也就是说,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另外,农业文化遗产也不同于世界遗产的其他类型。从概念上来看接近于文化景观遗产,不过文化景观强调遗产的地域性,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更强调对某种传统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的保护,对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地域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复合性、活态性和战略性的特点,在保护上应当遵循动态保护、适应性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与适应性管理

在世界各地,世代居住的农牧民以多样化的自然资源为基础,通过因地制宜的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发展、管理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业系统和景观。这些在本土知识和传统经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农业文化遗产巧夺天工,充分反映了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和与自然环境之间深刻关系的演进历程。这些系统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农业文化景观,维持并适应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本土知识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食物安全和生计安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许多这样的农业生产系统正面临着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的威胁。为了保护这些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旨在为这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体系、食物和生计安全以及文化的国际认定、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提供基础。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定义及粮农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典型的GIAHS包括：①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②以玉米/块根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③以芋头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④游牧与半游牧系统;⑤独特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⑥复杂的多层庭园系统;⑦狩猎-采集系统。在项目准备阶段,选择了6个国家的5种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又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增加了另外两个国家的传统农业系统。这7个试点包括：秘鲁的高原农业系统,智利的岛屿农业系统,菲律宾的稻作梯田系统,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绿洲农业系统,中国的稻鱼共生系统,肯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坦桑尼亚的农林复合系统。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利用这些GIAHS试点开发出一种基于适应性管理的保护计划,并探索该系统的经济可行性;确定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经济与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保护小型农户/传统的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和本土社区适当的权益。 该项目所推动的动态保护途径将：①允许农民进一步改进这些在保障食物安全和人类福祉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农业系统和生物多样性;②支持政府在对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进行现地保护过程中所制定的保护政策和激励机制;③承认当地社区和居民享有食物、文化多样性和传统成就的权益;④明确对于遗传资源的现地保护与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地方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相结合的途径的需要,通过强化社会-环境系统的恢复能力和农业系统的动态平衡,以确保不断适应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个有助于提高农业、生态与传统社会可持续性的综合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取得了广泛共识并延伸到农业生产系统,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议程的需要,各个国家均已构建了许多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途径并付诸实施,支持了乡村社区的发展并提高了他们的生计水平。本文简要概括了一种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途径及其背景和特点。这种综合管理途径,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以及与其相关的农业和生态知识系统,至今仍然对传统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持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值得进一步重新审视。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与适应性管理,该项目旨在对全球重要的、受到威胁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进行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在当地资源条件、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体系与经过长期验证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反映了人类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发展,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关系。这些生动鲜活且不断演变进化的系统和社区,一直保持着与诸如自然、家庭、社区、历史以及对其自然环境的归属感等融为一体所具有的特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是综合管理途径的一个具体实例,是一个将农业、生态与传统社会可持续性融合在一起的综合观点。这项计划正在全球范围实施,以促进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并保障其继续协同发展。该项目所推动的动态保护途径将：1）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进一步推动公众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认识;2）在试点国家制定部门内部及部门间的计划和政策时,将GIAHS中的全球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适应性管理作为主要内容;3）通过采用考虑到生态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新技术,促进当地社区社会政策与经济的发展;4）通过实践和经验交流,进一步推广和扩大GIAHS的保护。     

农户视角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主体

社区视角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逐渐成为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的关注点。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活态性特征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是一类特殊的保护地。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直接影响着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和遗产系统的持续性。同时,农户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判断还是衡量其文化自觉和遗产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本文提出以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为手段、通过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反映农户视角下的遗产价值判断这一思路和方法,研究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农民文化自觉与遗产保护成效,并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核心区域进行可行性验证。案例研究显示,农户家庭保护支付意愿率仅为43.2%,家庭人口经济特征与对遗产的认知对是否有支付意愿及支付数额大小具有显著影响;无支付意愿家庭中61.6%认为遗产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农户的遗产认知得分较低,文化自觉性有限,保护成效尚未显著惠民。这些结果表明,遗产地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农户认知度与参与度低的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并科学界定“保护主体”及其保护途径,让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更好地为农户所认知,使其真正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性与活态性保护的重要力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可以支持社区视角的保护认知和成效研究。此外,考虑到中国许多保护地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多有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现实,本文的思路与方法对于其他类型保护地和社区共管机制建设也有参考价值。     

国际合作项目: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

<正>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联合其他10多个国际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并于2008年批准在2009-2013年     

澜沧江中下游古茶树资源、价值及农业文化遗产特征

澜沧江中下游具有悠久的种茶历史,古茶树资源丰富,分布着世界上面积最大、树龄最长的千年古茶园,保存大量古茶树和野生茶树。古茶树资源不仅具有生态价值,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茶叶的种质资源,还具有经济价值,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具有承继茶叶起源与茶文化发展的文化价值。但近50年来的人口增长、不合理采摘、过度开发,古茶树资源面积不断减小,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现有研究资料分析澜沧江中下游古茶树资源的现状,认为其具有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古茶树资源具有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包括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续性,符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标准,并可以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

农业文化遗产从概念上等同于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动的一项旨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项目。本文分析了世界遗产中对农业文化的关注,介绍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和项目的目的,最后阐述了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和紧迫性。     

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放合作机制研究

从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工作任务艰巨、基础薄弱的现状出发,指出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放合作的必要性,分析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目前所具备的科研平台条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开放合作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及实现开放合作的方式和措施.     

基于生态足迹的传统农业地区生态承载力分析

浙江省青田县的稻田养鱼历史悠久,至今还保持着完好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本文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浙江省青田县的环境状况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合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农业地区、浙江省、中国以及世界相比,青田县基本上处于生态平衡状态。具体来说,青田县2003年基本上处于生态平衡状态人均生物承载力为0.6898 hm²,其中,耕地和林地构成了生物承载力的主体部分,而水域和草地对生物承载力的贡献甚微;青田县人均生物承载力与全国和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明显较低,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6.2%和世界平均水平的38.8%,但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作为传统农业地区,青田县人均生物承载力基本上处于我国农业地区的平均水平,与常规集约农业地区的差距不大。然而,由于青田县人均生态足迹仅为0.6952 hm²,因此可以维持在生态平衡状态。     

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统演化及生态修复策略——以佛山4村为例

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统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宏观格局变化已广受关注,但微观村落层面的研究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构建了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统演化概念性分析框架,以佛山市西桥社区、南金村、青田村、仕版村为例,采用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式访谈,分析基塘系统的演化过程、特征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基塘系统已由原有种养结合转为单一高密度养...     

农户宅基地演变过程及其调控研究进展

基于农户视角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成为当前学者归纳总结农村发展及其土地利用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文献归纳与综述方法对农户层面的宅基地利用现状、内部结构、形态、功能、文化景观进行回顾与分析基础上,从农户宅基地演变内外部因素与人均用地标准调控等方面剖析其动力机制。认为在农户层面宅基地利用演变等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选择方面,以村域为基本单元,运用"3S"技术将农户问卷调查的社会经济属性数据与宅基地空间属性数据进行链接,注重农户宅基地演变驱动机制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将社会经济转型耕织于农户宅基地演变及其调控研究的全过程。在研究内容方面,将农户生计转型及其行为决策融入宅基地演变动力机制及其调控策略分析框架,根据农户分化及其宅基地功能和需求层次,从宅基地功能类型划分和用地标准控制及聚居点类型体系构建等方面探讨其调控策略,并设计多元化的政策措施。同时,应强化农村宅基地流转和退出背景下农户用益物权及其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探索促进农村宅基地高效集约利用的空间重构体系,研究农户行为方式及其收入水平与农村宅基地演变耦合机制,为分类指导农户宅基地用地标准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果研究

从环境规制工具对节能减排效率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DDF模型测算出30个省2001-2012年节能减排效率,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特征,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考察环境规制工具差异引致的节能减排异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而市场激励型表现类似于正U型结构,证实了波特关于合理环境规制强度的假说。本文进一步分阶段检验环境规制工具节能减排效果的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第一阶段发挥主要作用,而在第二阶段却成为阻碍节能减排效率提升的因素;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并未在第一阶段表现出促进节能减排效率的效果,但其作用在第二阶段开始呈现,并成为这一阶段节能减排效率改善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分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时期的适用性。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与农业产出的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负外部性,为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约束下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 1978—2016年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在波动中稳定上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间差异显著;②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区间的间接溢出要大于地区内的直接溢出效应,长期来看,能够有助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③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接近,在时间上大致表现出U型关系,通过门槛值的区间划分,各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显著的东中西部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最后,本文建议农业生产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结合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现状,加强地区间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与农业生态、粮食安全相协调。     

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段性演进特征及其政策动态调整:一个文献述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重要的机会窗口,但其外部性和技术、市场、组织的多重不确定性弱化了其战略性功能的发挥,需要产业政策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典型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在绩效评估基础上的产业政策需要随着新兴产业动态演进过程进行适应性调整。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国内外均已取得一定成果,定性宏观政策取向方面的论述已比较充分,未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分界线的可操作性、准确区分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以确定产业政策窗口开启和关闭的触发机制更值得研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