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     

刘鼎与西安事变

受党的委派，作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刘鼎，为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地方军阀出自不同的目的,纷纷表明了自己对事变的态度,成为影响事变发展的重要力量.阎锡山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之一,对事变尤为关注,并欲借之以达到个人目的.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民初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抵制日货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广大民众参与外交、反对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方式。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而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的走向：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侵华手段上向温和的方向发展,也牵制了日本对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的参与和支持,在客观上对中国政局的变换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从列强的联合阵营中分离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列强对中国革命的联合干涉,日本也因此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杨虎城的个性与西安事变

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长期的变织，冲突，聚合，最终熔铸成杨虎城独具魅力的沉稳持重，深思熟虑，坚强不屈，勇于反抗的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画卷中，抹下了浓浓的一笔。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的确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并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杭日战争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最初中共内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事变如何解决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事变最终的和平解决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时局,对国家命运和前途至关重要。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赴西安,纵览全局,沟通联络,完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成国共和解,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193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1937年上半年，日本针对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深感以往的侵华策略有修正之必要，乃制造了一系列的“中日亲善”假象。而同时，日本国内的“对华一击”论亦不断抬头，中日关系在半年的相对平静之后，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 ,宋美龄在细致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真实原因和意图的基础上 ,率先确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为此 ,她采取各种措施 ,缓和宁陕局势。同时 ,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和方案 ,她利用一切力量斡旋于宁陕之间。最后 ,经过三方谈判 ,最终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宋美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应该给以客观的评价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发生,都可视为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晶。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经历了由主张公审蒋介石到释放蒋介石的思想转变,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虽然没有使“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得到巩固,但却促成了国内和平和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到来。国内和平的出现,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目睹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不畏艰险,亲临西安.他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忘我工作,力挽狂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本文作者是亲自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以其亲闻亲历阐述了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光辉实践和伟大贡献.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史料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70周年，各种资料、回忆录、研究著作不断问世，本文拟就新近公布的几份重要史料及若干基本史料作一掠影式的介绍。     

目睹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所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不畏艰险，亲临西安，他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忘我工作，力挽征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本作是亲自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以其亲闻亲历阐述了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光辉实践和伟大贡献。     

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影响

二战后,美国的最初目标是使日本解体,由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但亚洲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使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1952年在美国的授意下吉田茂政府完成了《日台和平条约》的签字,彻底断绝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渠道。然而,日本并没有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思想,并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影响着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发展。虽然在最终目标的达成方面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在重视民间力量的作用,维持中日关系不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束缚而中断方面,两国政府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论中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必要条件——纪念西安事变爆发70周年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战工作是必要条件。因为中共的抗日主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因；中共倡导和推动的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提；中共地下党员的成功活动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推动力；中共的各种努力在内战大爆发之际化作不可抗拒的时代最强音，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论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在现代中国史上,张学良无疑是位少有的是非人物,他是非的关键点,便是他一手发动的西安事变。史学界对其评价是非相参,有说他是千古功臣的,也有说他是以下犯上的。最令人惊讶的是张学良自己,他对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也是是非不定的。     

论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组织领导的西安事变是多种因素促成。本文认为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份的绥远抗战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则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力。绥远抗战不仅是西安事变的契机，而且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正是从绥远抗战的胜利，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找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出路，因此毅然进行兵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范长江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及意义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全国民众并不知情。范长江“冒险尝试”到达西安,与杨虎城、周恩来等人会面了解事变真相,并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见面,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大公报》把事变真相告诉了全国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