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阮籍超越礼教的哲学玄想

正始以后，以阮籍贯为主要代表的儒道思想第一次融合。阮籍具有儒家的人生价值观、道家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风范、超然物外的自由理想人格境界，从而形成了旷达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使文人士大夫的生存智慧达到空前成熟的境界，建构起中国传统士大夫“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人格文化框架。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学和后正始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学，但它在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解读阮籍饱受矛盾和选择之苦的世界

阮籍出身世儒之家，有济世之志，但魏晋禅代之际独特的历史政治背景，使阮籍处于一系列矛盾的漩涡之中，本文具体分析了四组矛盾：“生”与“道”的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济世”与“遗世”的矛盾，“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阮籍终生徘徊于矛盾痛苦之中，他的内心世界典型的反映了正始时期知识分子惶惑、悲观的心态。     

"任性而行"--历史学家眼中的曹植

陈寿笔下的曹植“任性而行”，他一生“无愿为世儒”，因此倍受裁抑，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败。黄节曰：“其曰滔荡固大节，晋室放诞之风已肇于此矣。”他的“任性”已经带有正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意味。这种“任性而行”的行为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生命本能的体现，更是某种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在史家心目中，曹植是自然人格的一个代表，“任性而行”是汉末崇尚任真自然的老庄人格的行为体现，是自然人格由汉末向魏晋的必然发展。     

尊重生命:魏晋名士悲凉而孤独的抗争——《陈情表》《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联读

<正>汉末魏晋是中国古代人性觉醒的时代,“人”被发现。曹操说“性不信天命之事”^[1],他三次颁布法令,唯才是举;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嵇康激烈地反对名教。这就打破了汉朝以来笼罩天下的“天人合一”和“三纲六纪”之说。尽管司马晋朝信奉名教,士族代表人物王衍却公开讲自然与名教“将毋同”。魏晋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宁愿放荡怪诞,也不想约束自己的性情和欲望来固守礼法名教。这种谈玄任放之风,使人性获得解放,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     

魏晋玄学与魏晋人的情感世界

魏晋玄学产生于魏齐王正始年间.《晋书·王衍传》曰:“魏齐王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魏晋玄学以老庄思想为主体,但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魏晋玄学吸收了老庄顺随自然的一面,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改造.《抱朴子·外篇·疾谬》称当时玄     

由“越名教而任自然”透视嵇康哲学思想的内涵

嵇康的思想兼具儒、道双向传统,凝聚了时代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取向。“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嵇康思想中的核心命题是人们在理解嵇康思想时绝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此命题不仅体现了嵇康本人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态度,更从根本上反映了嵇康本人全部哲学思想的内涵：不仅有出于现实关怀而对现实不公所做的批判,更充满了对于真实自然——求真、对自由人生——求善、最终归于对“任自然”的理想境界——求美这三方面的渴望与追求。这些恰恰是嵇康面对现实种种矛盾而宣泄胸中悲愤的一种选择。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哲理与诗性:竹林玄学影响下阮籍《咏怀诗》的悖论

鉴于易代之际的政治现实,竹林玄学逐渐否定了正始时期由何晏、王弼等通过即体即用的双向训释建立的契合自然的名教理想,代之以纯粹的不可能实现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逍遥,使其理论陷入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难选择。阮籍《咏怀诗》的主旨、表达方式、抒情特点等同样呈现出选择的悖论。     

论齐梁批评家对嵇阮诗与正始诗风评价之差异

齐梁批评家肯定嵇、阮诗,但又对正始诗风评价不高,如钟嵘认为正始诗风“陵迟衰微”,刘勰认为“浮浅”、“轻澹”,萧子显、沈约论及魏晋南朝文学流变时唯独不提及正始诗风。对嵇阮诗和正始诗风分别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是齐梁批评家的共识,文章并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下竹林七贤的分化

魏晋政局动荡,儒学地位陷落,士人寻求新的理论模式。正始名士谈玄行散,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中朝玄学逐渐分化,重构价值体系,名士面对两难抉择,表现出了双重人格,在魏晋时期玄学得到了快速发展。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正始玄风与文学批评

魏晋玄学发生于魏正始年间,玄言清谈亦始于正始年间。清谈与玄学相结合,所谓正始玄风或正始之音,即指这时期的玄言清谈。本文试从正始玄学发生之历史背景出发,通过了解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的正始名士来探讨正始玄学的的玄谈品题及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齐梁批评家对嵇阮诗与正始诗网评价之差异

齐梁批评家肯定嵇、阮诗，但又对正始诗风评价不高，如钟嵘认为正始诗风“陵迟衰微”，刘勰认为“浮浅”、“轻澹”，萧子显、沈约论及魏晋南朝学流变时唯独不提及正始诗风。对嵇阮诗和正始诗风分别作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是齐梁批评家的共识，章并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鲁迅与正始文学

鲁迅立足于正始时期的社会生活对正始文学进行把握,并通过品评正始文学、文士来讽喻现实世界.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与鲁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意识的悲剧体悟以及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这种精神气质反映在文学上,鲁迅小说的狂人形象与正始名士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同时,鲁迅的杂文也深受正始文学哲理思辨色彩的影响,有着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     

“正始之音”辨

“正始之音”最初是一个玄学概念。但近年来一些文学史常将这借指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本文就溯了“正始之音”这一概念的历史源流，并论证了这种借用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