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对几位著名科学家的采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科学院的大门时，内心深处是有些惶恐的。在这之前，虽然我在新华社已经工作了近１０个年头，但那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改清样，很少与外人打交道，更不用说采访写作了。如今，经过朱穆之同志（当时新华社的负责人）的推荐，我要作为新华社记者去面对面地采访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不仅采访，还要用最快的速度，生动、准确地写成稿件对国内外发表，这对一个从未接触过采编业务的年轻人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那时我年轻气盛，有股子不服输的勃勃生气。相信人生无坦途，凭借…     

“我想再次采访邓小平”——记美国著名电视记者华莱士

静寂的春夜。在柔和的灯光下,我从案前稿件夹里取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彩色照片,仔细端详他那八字眉宇下的一双深邃的眼睛,似乎在挑衅性地说:“我要向人们提最难回答的问题。”去年9月,华莱士在中南海紫光阁采访邓小平主任前,曾同我有过简短的交谈。岁末,他给我寄来了贺年片。不久前,《中国记者》杂志委托我请华莱士谈谈他的记者生涯。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复信,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并寄来了他的照片和一些资料。     

新闻采访不能“摆布”

“摆布”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注释是:安排、布置;操纵、支配(别人的行动)。既然是人为地安排、布置、操纵、支配,其人其事或行动也就是虚假的,不真实、不客观的。我们知道,真实是新闻工作的生命,新闻报道所涉及的人和事物必须是绝对真实的。而摆布却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所以结论只能是:新闻采访中的任何摆布都是虚假的,错误的。笔者的切身经历的几件事足以证明。1983年9、10月间,《邓小平文选》出版后,各地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在这种情势下,各新闻单位都想抓几个学习的典     

采访不能“坐堂审问”

以前,我总认为下乡采访,就得像个采访的样子。因此,每次采访,就把被采访对象从田间、街头找回来,我提问,他回答。结果被采访对象十分拘束,说话死死巴巴,有时还造成采访失败。有一次,我去京堂乡了解一个糕点专业户致富的情况。去了以后,这家的主人正在糕点房里忙碌,我说明了来意,就请人家停下来到屋里谈谈。对方无奈,只好放下手上的活儿来接待我,并一会儿沏茶,一会儿让烟。当我问到年收入情况时,这个专业户以为我是来整他的讨料,吞吞吐吐不愿说,虽然也说了些情况,但与实际收入相差悬殊,回来稿子也没法写,来回白跑了几十里路。     

引人回忆的采访——记“丝绸之路变化采访团”

甘肃省记协正在着手编辑一本有意义的通讯集,这就是1983年由全国记协倡导、由甘肃省记协负责组织的“丝绸之路变化采访团”所写的新闻通讯集。这些通讯是这次采访的结晶,也是组织这次活动的一项成果。今年秋天,我再次路过河西走廊,在兰州曾去看望甘肃省记协的同志们。我们回忆去年同赴河西走廊采访时的情景,畅谈甘肃一年来的变化,大家兴奋不已。我从省记协同志处,拜读了他们所收集到的那次采访的通讯,又重     

如此“受降”——采访日本投降典礼的回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致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询问投降手续。蒋介石派他的参谋总长何应钦飞往湖南芷江,并把陆军总司令部立即迁设芷江,到芷江进行洽降事宜。因为那里是抗战中的一大空军基地,又是一个湘西内地的小城,便于保密。笔者那时任重庆中央日报记者,8月21日从内部获知何应钦     

我的一次特别采访——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产生前后

“四人帮”垮台以后，尤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国内外科学界欢欣鼓舞，许多久居海外的科学家纷纷来华，或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1979年春天，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李政道教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美国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学的。     

“青果梦”——回忆我的小学

坐落于青果巷60号的蒋家祠堂和恽鸿仪故居,其建筑均为1865年前建造,现被定为省级文保单位.这里曾经是陪伴我度过了六年小学生涯的母校所在地.本文据同学集体回忆写成. 1958年“大跃进”时提倡集体办学,发展民办小学.3月,由赵元昌和蒋梦坚等筹办了青果巷小学,经费为“民办公助”,受区与街道办双重领导.     

我的采访“经”

有幸，我被评为重庆经济报2003年11月份的“明星记”。我看重这份荣誉，更深深地感到这份荣誉给我带来的压力和动力。作为一名从事财经报道的记，我认为，对于自己所涉及的报道领域，就是要广泛获取信息，重点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让业界和读认可的报道。     

他继续向我走来——采访华罗庚教授的片断回忆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猝然逝世的消息传来,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到华老家中作了祭奠。当我走进华老家的客厅时,他的长子华俊东、儿媳柯小英和他们的子女们正面带泪痕,坐在沙发上默默哀思。俊东和小英悲恸地向我介绍了华老逝世的经过:那天他很高兴,讲话的声音很宏亮,英语讲得非常流利。讲完了刚坐下,日本朋友正准备献花,他突然从椅子上跌了下来,眼镜也摔了。由于缺     

“即使我不能冲锋陷阵，也要坐着轮椅去采访”

我躺了二个半月之后，元月15日，在我二十八岁生日的这一天，我奇迹般地坐了起来，当护工用轮椅把我推出病房来到父母为我准备好的生日宴会上时，康复中心的陈亚伟主任和中央电视台的闫绍纲编导给我献上了一束鲜花。陈亚伟主任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忘的一刻。     

我编“独家采访”

1992年,我受聘《文汇报》一个专版《独家采访》的主编,有着大红聘书,我极为珍视。我想所谓主编,可能就是一个版面或专栏的主持编辑,大概类似名寺宝刹中的主持僧一样,是既管事又要干事的人。我接受这个聘用,不完全是我是个干惯了事的人,而是出于三个想法:一是三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应该告一个段落了,在我的心目中,编辑像个隐士,远离喧嚣的尘世,更多的是书斋生活,不要再为某条新闻而奔波,心中倒也落得几分清静。二是以往都是编辑为我服务,为我的稿件去芜存菁,为我缝制嫁衣,现在我也应该为作者服务了。三是干新闻工作,只当记者,不当编辑,那是发育不全,总是缺了“一只角”,缺少一番经历,当几年编辑,也算补上生命中的一段缺环。山不转水转,虽然还是在同一个大门内,却是改换了门庭,我就当起编辑来了。     

我与“乒乓外交”采访

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应中国乒乓球协会的邀请,几位美国朋友——当年首次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又一次在春天里访问了北京,使我又获得了与他们交谈和采访的机会,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乒乓外交”见证中国微笑》,5月被评为人民日报好新闻。屈指算来,我采访“乒乓外交”已经有20年了,是《乒乓外交幕后》一书的作者,参与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制作的“乒乓外交”节目,     

不能满足“写什么采访什么”

1986年,《空军报》开展后勤“双评”活动。我采访了兰空某招待灶的特级厨师梅祝三。采访前,经过分析研究,根据招待灶的特点,我围绕梅师傅“怎样为顾客提供服务、使顾客满意”方面,确定了写作路子,并列了采访提纲。两天时间里,我了解到了梅师傅热情、周到地为顾客服务的许多事迹。可是,当我开始构思这篇通讯的时候,却觉得所有材料仍如一团乱麻。这天,我叉来到招待灶,专门跟梅师傅的徒弟闲聊。“你有什幺业余爱好没有啊”?我问梅的徒弟小李。“有啊,打拳,练武功。我们炊事班人人都有这个爱好。”     

回忆对华罗庚和陈景润的采访

已故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逝世已有５载，但我和他从相识到他成名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人生苦短，但是，如今陈景润的遗物已经永远地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历史上所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一样，将永垂史册；因此，他又是不朽的。这是陈景润生前万万想不到的。这也启示人们，无论干哪一行，只要为国争光，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和陈景润相识在十年动乱中回想当年我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实在是出于我同情“文革”中科学家的遭遇的原因。那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的一个春日，我作为新华社的一名科学记…     

“撒开大网抓大鱼”——回忆一次成功的采访

今年4月,笔者与蒋永方合作,在宜城镇采访写作的借助搞活国家大中型企业机遇发展乡镇企业和为引进大中专毕业生解除后顾之忧两篇稿件,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采用。同行们称赞我们“抓到了两条大鱼”。细细想来,这次采访写作的成功,得益于采用了“撒开大网抓大鱼”的方法。采访时,我们不是事先带着“框框”,采取“收紧网扣”,搞“对号入座”式的方法,而是采取“放开网扣撒大网”的办法,全面调查,千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即使我不能冲锋陷阵，我也要坐着轮椅去采访”一文约稿记

2004年1月初的一天,天气出奇的冷。编辑部将本刊《事件·背景》版块中“记者行动”这一栏目的选题定了下来:采访2003年11·3大火中因采访受重伤的衡阳日报摄影记者杨帅,其目的在于捕捉这一事件中闪光的瞬间及事件后面鲜为人知的背景……当天,我作为该栏目的编辑,用一种惯常的约稿方式拨通了衡阳日报社总编室的电话。总编室的同志热情地将熟悉杨帅情况的一位记者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于是,我获得了杨帅的手机号码。“喂,你是杨帅吗?”“对,我是,请问你是哪一位?”手机很快拨通,电话那边传来杨帅微弱的声音。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份和意图:请他为…     

采访“傻子”年广久——记我难忘的一次采访生活

不久前有媒体报,安徽芜湖"傻子"瓜子领军人物年广久的长子年金宝被发现死于当地一间非他住宅的屋子里,众口不一,乱象纷纷.最后有公安机关出面澄清,系煤气中毒不幸去世.     

我和“周笔畅”去采访

2012年12月,我参加新闻报道工作不久．了解到我部二站官兵21年不离不弃照顾残疾流浪汉“四哥”的故事,我随即将线索向《中国双拥》杂志汇报,编辑部刘记者决定和我一同前往该站采访。     

我带市长去“采访”

在3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采访的单位和个人真是无计其数。有些往事在记忆中随着时间，或尘封或流逝，但八十年代初与市长的一次共同“采访”经历，却让我时常萦回脑迹，难以忘怀，感悟颇多：这个经历也成为我职业生涯中做人为文的动力，努力践行“为人民鼓与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