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的“良史”观

邵晋涵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在继承和总结前人“良史”传统的基础上，对“良史”提出了具体标准：一是史以纪实，秉笔直书，持论公允，对史料认真考订，辨其真伪，取舍得当；二是从史书的断限、体裁、体例等方面强调史法义例的重要性，同时要把史法与义例结合起来，不能以史徇例；三是史求其用，重视史学的教化功能，表彰妇女的孝行善举是化民俗之要道，表彰忠义之士，有利于扶持风教；四是叙事要准确、完备，有条理，并以此作为评判史家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邵晋涵的“良史”观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良史”观的内涵。     

曾巩论“良史”

北宋曾巩对史实、史家、史书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的认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良史"的四个标准并作了相应的解说,这对于认识史学和"良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曾巩用他的"良史"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的史学家时,认为自司马迁以下,皆不符合这些标准,故不能称之为"良史"。这样,曾巩的"良史"论及其史学批评,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浅论古代“良史”的三种含义

"良史"现象与"良史"论,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良史"的内涵逐渐丰富和提升。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良史"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即称职的或杰出的史官、史家;二是指书,即那些规范的、严肃的或优秀的历史著作;三是指人们的志向或追求的目标。从"良史之才"到"良史之体",再到"良史之志",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良史"现象和"良史"论给中国史学带来许多实际的创获和理论的启示,给中国史学增添了活力和清新的气息。     

说“良史”魏徵

魏徵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诤臣,他在这方面的业绩和名声,千百年来,传诵不绝,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同时,魏徵又是一个被誉为"良史"的史学家,对此,后人论述不多,似乎是他的谏官的光辉"遮盖"了他的"良史"面貌。本文从魏徵精辟的史论撰述、以史资政的丰富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等方面,全面揭示这位"良史"的风采,兼以表明"良史"同政治家和诤谏之臣的内在联系。     

“《春秋》褒贬”与中国古代史学

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虽然《春秋》褒贬特指孔子修订《春秋》的书法,但经由历代学者逐步阐发、深化后,《春秋》褒贬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史书编纂过程中的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而又深层的历史观念,《春秋》褒贬左右着史家著史动机、良史标准、史书内容和形式,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中国古代史学正统论的起源

正统论作为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史学正统论的起源成为大家探讨的问题所在。本文从几个时期正统论的源头作为论述,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统论源头问题。     

古代越南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传统的国家 ,而中国同越南是友好邻邦 ,越南在史学上继承了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 ,采用中国古代史书的体裁 ,秉笔直书 ,编撰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同时越南史学家结合本国实际 ,有所创新     

新时期史家主体的学术实践与历史话语体系转型

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解脱了政治束缚的史学家们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学术空间,在对新的研究范式、内容体系等方面展开探索的同时,也积极对旧有的政治色彩浓厚、封闭性较强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反思与解构,一种新的多元化开放的学术性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通俗史学作品与史学专业学生的课外阅读——以中国古代史为例

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分为原始资料性质的古代典籍和后人的研究性作品两类。由于受知识结构、阅读习惯、流行阅读趋势、媒体宣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青年学生的个性阅读与教师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出现疏离。以通俗史学为中介,通过各种形式的作业、课堂讨论、比较阅读、考试等方式,把史学专业学生停留于通俗史学作品的浅阅读引向史学研究性作品、古代典籍的精阅读,可能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瞿林东先生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从宏观角度提炼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具体涉及到史学批评的概念、目的、标准及方法、作用等。其《中国史学史纲》从微观角度对自唐迄清的史学批评进行了深入探究。瞿林东先生对史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学界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     

“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

公共史学产生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还远未成熟,但是其产生的原因、独特的学科属性以及社会公众对它的角色期待,均标识着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经历着一次较大调整。导致公共史学产生的那场＂危机＂,与其说源自史学专业化的发展,不如说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工进一步强化之后,社会要求史学做出应变的指令。顺势而兴的公共史学充当连接学院史学和社会公众的特殊社会角色,从而使史学发展中原先存在的诸多困境得以缓解。     

“道”与中国史学

本从中国史学三十发展阶段谈它与作为“万理之统”的“道”的关系，说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结合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古老传统，而科学性与人性的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区别。因此．作认为：中国当代史学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纪史以实”和“载道明理”的优良传统，才能显示其中国特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服务，     

史学审美——略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

史学审美是对史学现象和史学著作的价值评判,属于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春秋》的是非褒贬、《左传》的叙事简要、《史记》的实录无隐、《汉书》的周赡丰绪,受到了历代史学批评家的重视和推崇,被视为评判各类史著得失的主要标准和审美尺度,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发挥了导向、规范、调整和推动等重要作用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

马克思主义内在包含了革命和建设两大话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性地运用两种话语体系,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着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话语体系转换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至清代章学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沉的思考。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从总结历史经验、历史人物、历史编纂、史学批评等几个方面与比较研究之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史家历史撰述所用比较方法,如史事比较、人物比较、制度比较、政策比较、历史思想比较、史学思想比较、史家特点比较、史书编纂形式比较等进行论述,以揭示中国古代史家在比较研究方面的认识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