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渊源——兼谈其历史哲学及“天人”认识的矛盾性

“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的创作宗旨之一 ,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这一思想主要受司马迁的易学、师事董仲舒、道家思想及史官职责影响。但体现在《史记》中的“天人”之学 (天道、天命、堪舆之说等 )却由于其独特的遭遇与体验而充满矛盾性 ,从而形成了《史记》的一个独特风格     

“究天人之际”

“欲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一部历史,究其实质,到底是天意(即神意)的安排和体现,还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个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司马迁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把“天”“人”分开来——读《史》札记

司马迁复信任安,说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写完上自轩辕、下至汉武的历史,“凡百三十篇”。这就是后来传世不朽的巨著《史记》。作者说写它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略论《史记》的人物刻划及其历史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有力地刻划了人物形象,它与以前的历史著作《尚书》、《春秋》不同,与《左传》、《国语》电不同,把人物提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上来,表现了人的历史主动性。这是对“天命神授”观点的突破以至否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质的跃进。本文接着就项羽、刘邦以及韩信、李斯等人物形象,具体探讨了司马迁刻划人物的方法,指出这种方法作为成功的文学经验,已成为我国民族艺术传统宝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强调指出:司马迁以毕生的心血乃至生命殉了他的事业。学习为文,要学习为人。     

司马迁为何被刑?

读了《文史哲》八一年二期刊载的来新夏同志的文章《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以后,感到作者精研深思,有新颖见解,颇能给人启发。但文中对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而被腐刑的分析,笔者却有不同意见,兹此略为陈述。一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而下狱,接着又以“诬上”的罪名被处以腐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新夏同志认为:“司马迁的‘李陵之祸’是他和汉武帝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事实怎样呢?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少卿书》中叙述:     

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之死”——兼论如何读书

郭沫若同志在五十年代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司马迁之死》(《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说“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所谓“有问题”,就是说“司马迁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是寿终正寝还是“下狱死”的呢?本文目的不在于想进一步论证司马迁到底是怎样死的,因为限于文献不足,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想通过研究司马迁之死这样一个问题,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去读书,更确切点说是如何理解古代历史文献.     

从仁爱与兼爱思想看先秦时期的伦理样态

儒家从价值本源之天出发,将仁爱视为基于血缘亲情而先天内在的差序之爱,具有德性论倾向。墨家的兼爱思想以人格神形象的主宰之天为道德依据,将兼爱视为外在于心、有利于人的后天外在的平等之爱,具有功利主义色彩。通过对仁爱和兼爱思想独特内涵的分析,我们不仅要看到二者具有的差异性和相通之处,还要透过这种差异性和相通之处认识到先秦时期呈现出来的伦理样态：以天为道德依据,以思想多元化为表征,以除天下之害为伦理旨归。     

中西文化的异同与司马迁的人文观

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比，司马迁人文观的基本特征在于＂究天人之际＂，将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统一在他的人文意识中，突出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在吸收孔子道德学说基础上，司马迁将道德价值同社会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表现了司马迁深刻而发达的人文精神；而且司马迁努力把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纳入到人文研究的内容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人文模式。因此，司马迁的人文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及其天人观略议

关于司马迁的学术倾向，史家常习惯于把它归为历史上子学中的某一家如道家或儒家，而忽略了司马迁多次说过的欲“成一家之言”这一重要的立言宗旨。事实上，他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也为此而努力实践着，尽力煅铸自己独到的史哲史识和学术见解。他也正是以此宗旨来“究天人之际”的     

高职大一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现状调查分析——以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通过对学院大一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合对部分学生的访谈,进行分析,针对问卷中存在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在学生中有较深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功利倾向等问题,从价值导向、社会实践、学校、学生等四个方面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帮助高职院校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小说人物“传神”论表现方法浅析

中国小说人物论的“传神”论发端于叶昼的《水浒传》评点。最早从哲学上提出形神关系说的是庄子(庄子认为形而上的“道”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下的“物”则是低下的),庄子哲学的中心是讲“自然之道”,他认为道存在于一切物中,但如果执著于物,则不能得道。道是形而上的,是无形的,物是形而下的,是有形的,从这个角度说,道和物的关系,也就是神和形的关系。而庄子的观点则是重神不重形的。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从这种形神关系出发,比庄子更加明确地强调了美不美主要在神而不在形了,神乃“君形     

司马迁爱人才

司马迁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否定“天”的意志,十分重视把“人”的作用,对人才特别珍惜。在司马迁稍后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曾说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司马迁(字子长)“爱奇”,是指什么呢?实际就是爱人才,爱奇才,爱那些具有卓异才华的人杰。司马迁在忍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之后,纵览古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报任安书》中,他说出了一段总结性的话: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现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     

一传辨功罪——读《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秀品德,对他们在历史上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而久久湮没无闻和遭受汉家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这引起了班固的不满,他在《汉书·司马迁传》后责备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认为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和赞颂是错误的,违背了“圣人”的是非标准。班固在《汉书》中     

试论《左传》鬼神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保存了大量关于天神、地祗、人鬼的记载.本文结合当时人们宗法、军事等社会活动及社会变革,分析当时的鬼神观和鬼神崇拜,也对当时人们思想上信神敬神与疑神重人两种观点的冲突与发展作了一些探讨.     

司马迁自然哲学与《史记》社会哲学

《史记》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深受司马迁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采用“法天则地”的类比思维,寻找哲学启迪和理性升华,通过公理化方法构想人类社会运行的大道。社会哲学的核心是德配天地,大德与天地同德,并贯穿于礼、乐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社会思想之中。从自然之序得出人类社会应该有纪序,有纪序就必须有社会规范,“盛衰之道”在于德。希冀天人欣合,载物养生,万物俱荣,人与自然、人与人实现和谐同昌     

主体预期与客体结果相悖的悲剧——浅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性质及其思想基础

我国自古就有为尊者讳为圣人讳的传统。但是毋庸讳言,司马迁在为李陵问题的辨护上,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在错误性质的界定上,我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千万不可由于疏忽而造成某种误解。否则必将有损于司马迁的人格品位,把他看成是为投降变节做辩护的无行文人。韩兆琦先生在《史记选注汇评》一书中说:司马迁“同情李陵是可以的,过分地夸张其战功并为其投降变节做辩护则未必合适。”(见《史记选注汇评》)P654)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为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为李陵辩护,是不是就一定是为他的投降变节做辩护。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也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西汉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李陵随主帅李广利受汉武帝之命,率兵讨伐匈奴,李陵兵败被俘,为此遭灭九族之祸;司马迁也因为李陵辩护而受牵连,惨遭“腐刑”之辱。 对于这一不寻常事件,文史学家大多对李陵和司马迁持贬斥之辞,认为李陵投降事敌,偷生卖国,并认为司马迁不应为李陵辩护。就连比较公允的游国恩先生,在他主编     

从《史记》的人物描写看司马迁的审美观

几千年来,司马迁的《史记》不仅被当作一部空前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誉为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作为史书,它总结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中华民族３０００多年发展的历史,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达到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司马迁屈骚批评析义

司马迁与屈原均以宏文名垂千古,但屈原之“志”为“存君兴国”,即通过君王来实现其“美政”理想,把楚国的事情办好;司马迁之“志”是撰著《史记》,以期名垂后世。屈原“无我”,司马迁“为我”;屈原无心插柳柳成荫,司马迁则是有意栽花花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