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农民工讨薪之难——欠薪之痛

家住安徽省泗县山头镇的韦金玲．是位朴实能干的农村妇女．2004年春节刚过．她就背起简单的行李背包．与姐妹们一道来广东“淘金”。     

农民工讨薪的媒介呈现及其意义建构

论文运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百度新闻在2011至2013年四年间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旨在探究媒介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建构方式。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媒介通过将冲突议题转化为政绩议题和戏剧议题,达到淡化社会矛盾的目的;讨薪农民工的媒介形象相当薄弱模糊,与该群体的历史定位及现实境况具有高关联度。     

农民工：怎样跳出讨薪怪圈？

岁末年终,又是农民工该拿钱回家的时候。类似农民工遭遇欠薪的报道,又出现于各类媒体。“辛苦一年,让农民工拿钱回家过个好年!”寒冬中,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愿望吸引着上至党和政府、下至普通百姓的目光。关注的目光,让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感到了浸入心田的温暖。然而,温暖并没能让所有的农民工把钱带回家。“欠薪”、“维权”等仍是这个冬日里颇有热度的关键词。据建设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各地政府的努力下,截至2006年10月,2003年年底前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7亿元,目前已偿付了336.82亿元,农民工工资历史陈欠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至2006年底,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拖欠民工工资已高达1000亿,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高达72.2%,仅有6%的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     

农民工讨薪报道的民生视角

近年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拖欠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凸显。毋庸讳言,农民工为整个社会的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却不能够得到与其贡献成正比的回报,甚至连起码的劳动报酬都时常被拖欠,这不仅是农民工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农民工讨薪何时不再上新闻?

2010年2月3日,河南郑州市圃田乡乡政府大院内发生民工讨薪被包工头杀死案件。这个事情是因包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那两个民工去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说自己没钱,三人就发生了口角。口角中,包工头不知从哪里拿的刀,将他俩杀害。目前,包工头已被刑拘。     

他策划了农民工“跳楼讨薪”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基于视觉修辞视阈下的农民工讨薪路径

我们的时代,正在从文字传播向图像传播转变。这种转变也反映在我国农民工讨薪方式上。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农民工们绞尽脑汁,从利用网络流行元素讨薪、到制造"奇观"现象讨薪、再到运用身体符号讨薪、运用弱者眼泪讨薪,具有理性和创意的讨薪方式无奇不有。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少行为却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这势必会影响讨薪效果。为此,笔者根据视觉修辞讨薪的特点与优势,梳理、归纳出一条基于视觉修辞讨薪的路径。其具体步骤是:议题策划、实施讨薪、媒体报道、舆论关注、政府介入、公司屈从。     

对农民工“跳楼”讨薪报道的反思

关于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跳楼”未必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并不是讨工资的好办法。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等原因,一部分农民工出于无奈。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和领导重视,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最终选择了这条路。工钱是农民工的生命,我们理解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的难处,但也要正确看待这件事情。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媒体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在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方面。媒体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反思。     

“农民工讨薪”新闻中的敏感议题及脱敏研究

"农民工讨薪"现象迎合了现代媒介的重要性、冲突性、故事性等价值取向,但矛盾的是"农民工讨薪"并未大面积地激活媒介兴奋感。其中,话题"敏感"是制造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农民工讨薪"的"敏感"包含政治隐喻、道德隐痛和社会隐患,对这三种成分的顾虑导致媒体主动屈从外部压力、服从社会建构。如何正确应对这一话题的"敏感",提升舆论监督效果,需要从监督对象的"导火索"隐患、接收群体的媒介心理、各种利益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寻找出路。     

党报与都市报农民工讨薪报道对比研究

舆论监督是公众参与政治表达的主要途径,而大众媒介又可以看作个体自下而上传递其政治主张的主要通道。媒介、舆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政治传播学的主要命题。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政策过程也越来越趋于民主,提倡政策过程的公民参与。在2003年孙志刚案媒体的报道、网民的参与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本文将以农民工讨薪报道为个案,通过探讨报道方式的差异,讨论不同性质的媒介在影响舆论,甚至影响政策议程方面的作用。     

小额诉讼从讨薪开始

中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明显过于复杂和繁琐,几乎比普通的民事诉讼更为复杂。其结果,导致司法正义对这个最需要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遥不可及有人专门测算过,如果依照现行的中国民事法律程序,一个农民工试图追讨被拖欠的1000元人民币薪酬,即便是相当保守的估计,大致需要18个月的周期,每个案件的综合维权成本——包括个人开销、误工费以及调解、仲裁、诉讼、法律援助等政府成本,大约10000元左右。     

“一厅式”讨薪

政府启动联动机制帮农民工维权,是在传统的法律渠道之外,尝试提供一种行政上救济,真正效果如何,也考验政府多部门的协作及行政执行力11月12日,位于西安市建工路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厦,来自江西的姜佳奎埋头填着一份表单。姜佳奎是来"告状"的,2011年他在西安某建筑装修公司做木工,3万多元的工钱至今未拿到。几天前,他从电视上看到,西安市12日正式启动由人社、建设、工商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条例》的制定,是近年来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的制度化提升,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现和制度保证。"今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下文称"《条例》")将正式实施。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工资是农民工的保命钱、活命钱、养命钱,所以,保证他们的辛劳及时获得足额的报酬,"劳有所得,天经地义"。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现实中仍存在一些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15年蜗居烂尾楼讨薪与“底层固化”

烂尾楼，蜗居地。就像“城市实际上是农民工建的一样”，商品房也是经农民工的手盖起来的。民工是建设图纸的实现者，但他们毕竟只是按工取酬的打工者，只赚取一点低廉的工钱：如果这点工钱还不能及时兑现的话，那么，他们就要讨薪了，年关讨薪早已成了常态，讨薪讨上一两年、三五年也不鲜见。可是，谁能想到，有一大批人讨薪要驻扎下来，讨上15年的？     

央企开出农民工定“薪”丸

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展开后,这个春节,是否能让农民工兄弟们不再因讨薪、追薪而发愁?作为用工大户,很多央企加强农民工合同管理,规范用工行为,开设农民工专用账户,由银行代发工资,优先保障支付农民工工资等,这些做法给广大农民工吃下了一颗定"薪"丸。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也是央企践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10年难讨回的农民工工资

4月上旬的黑龙江省富锦市,气温很低,厚厚的积雪仍堆积在道路两旁.从富锦市火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农民工许兰财凌晨3点多就来这里等人了. 带着皮帽子的许兰财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以情感铺垫 做理性报道——《平顶山晚报》“农民工讨薪”系列报道的实践与思考

从2006年11月28日到今年2月16日（即今年的除夕）,《平顶山晚报》推出了一组“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走近农民工”系列和第二阶段的“讨薪进行时”系列。报道历时两个多月,共发稿30余篇。两个阶段的报道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前者是后者的情感铺垫,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向,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可以说是一组较为成功的报道。     

1．2亿多城市外来人口需全民观注：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要反映“公众利益”，从来也没有想到做电子政务的报道会肩负这样的责任。当听到国家领导人大声疾呼“群众利益无小事！”，当听到基层干部讲道：“电子政务服务的对象不应该是国家公务员，而应该是百姓、企业！”的时候，CCNEWS《信息系统工程》的记者，才真正意识到对电子政务建设报道的责任会有多大。2004年我们将电子政务报道的栏目命名为“公众系统”。我们希望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诠释电子政务建设的意义、现状以及遇到的挑战。借助电子政务来反映“公众利益”是否得到重视，将是“公众系统”的使命。     

包工头的“红”与“黑”——农民工讨薪遭报复 为70元失去1个肾

2010年1月11日下午4点．高志强被从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重症监护室病房推出,做过CT后,转入泌尿科病房。就在48小时前．农民工高志强因为讨要70元工钱．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看着身上插满了导管．高志强说：“被捅的地方很疼．估计流了不少血。”张丽并没有告诉丈夫．为了保住他的命．他的右侧肾脏已经被切除了,“这是他当时唯一的活路”。     

劳动仨月无工钱 员工讨薪难——照片工服作证 企业赔钱败讼

小邵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应聘到某印刷公司工作,双方口头约定工资标准为每月3000元,奖金视企业效益好坏单独发放。今年2月以来,因公司效益欠佳,小邵不仅没领到奖金,就连工资也没领到。起初,他以为是公司资金紧张暂时拖欠。后来发现是公司不想再用他,故意赶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