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探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期不变。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生产经营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应现阶段土地经营的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阐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概念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中介组织、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引导规范等方面提出如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规范化管理。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

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应提出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争议及分析

根据几部土地法律法规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几点争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及完善措施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学界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其转让的方式也是根据各地情况而有不同的方式。就目前来说。我国实践中有七种,不过大部分是现行法律所禁止的,但是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又对推进我国农村的市场化,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及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达省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启示

本文对发达省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论述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实证研究——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通过分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贷款的内容及运行条件,发现受现行法律的立法悖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不规范等因素制约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现。为此,提出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机构、完善农业保险等配套措施,以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实现良性运行。     

关于推进西藏农地流转的探讨

土地既是当今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资源,也是农民的重要财富,是大多农民的生存、发展之本。从法律视角看,个体农民对土地的利益表现为两大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从时下形势看,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如火如荼地推进的农地流转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在为前提。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西藏农地流转几处于完全停顿状态。文章就农地流转的重要意义、流转困境及对策进行剖析。     

农村土地流转喜忧参半

在今年“两会”总理工作报告中,对2009年全面加强“三农”工作的措施中提出：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包括离乡农民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收储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发展历程、运行模式着手,深入分析,探讨现在土地收储运行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和建议。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家庭生计资产评价入手,探讨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对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资产进行量化分析,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②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仅为24.66%,资产均衡型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比例高于资产缺乏型农户;③宅基地属性、农户对住房满意度、户主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资产缺乏型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而影响资产均衡型农户流转意愿因素依次为宅基地属性、非农收入比例、宅基地财产经营性收入、家庭生计资产值。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提出了相应对策: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允许宅基地有限度的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开展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逐步提高。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农地整理通过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土地占补平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农地整理存在着"重前期建设、忽视后期管护"的普遍现象,严重影响了土地整理项目效益的发挥。本文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影响的体系结构,提出了由农户参与、村委会的参与、政府部门的管理及专业化组织的参与组成的项目后期管护主体的因素和由项目后期管护的经济性、生态环保性和工程质量组成的项目后期管护效率的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其后期管护效率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来检验并修正该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村委会的参与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效率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的参与,而政府部门的管理与专业化组织的参与影响相对较小。最后在实证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增进后期管护效率的对策建议。     

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论文从农村居民点的利用结构、农村居民点利用的充分程度、农村居民点利用的紧凑程度和农村居民点的利用强度4个方面选取了5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年北京市农委的普查数据,对海淀区72个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①现有农村居民点用地中混杂了部分企业用地,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可能被低估;②目前,农村人口流动性较大,测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应使用实际在农村居住的本村和外来人口的总和;③评价的海淀区72个农村居民点中,利用相对集约、一般集约和相对不集约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分别为23个、33个和16个,平均集约利用评价分值分别为0.71、0.61和0.43;④区域上,海淀区南、北部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评价分值分别为0.63和0.57,南部明显高于北部;海淀北部4镇中,温泉镇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最高(评价分值为0.66),其余3个乡镇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相差不大.     

滁州市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是解决区域发展中建设用地指标约束,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滁州市南谯区为例,通过构建集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手段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影响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的指标主成分提取、区域内部分级基础上,提出不同等级、不同时段的人均居民点占地标准并应用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研究,将测算结果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有: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人均占地标准设置第一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50m2/人、130m2/人,第二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75m2/人、150m2/人,第三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200m2/人、180m2/人;南谯区2010年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为4576.34hm2,可置换比例达57.64%,2020年置换潜力为5488.17hm2,可置换比例达69.12%;测算潜力值高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标准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置换潜力,认为在同样的人口统计口径标准下,本文测算的置换潜力值的可实现程度更高。     

土地征收对承包权的影响与补偿研究

承包权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承包集体土地的资格,是农民享有的一项民事权利。土地征收并不必然导致失地农民丧失集体成员身份,因此失地农民仍享有下轮集体发包土地时承包土地的资格。现行征地制度没有明确失地农民下轮参与承包集体土地的资格,也没有规定征地导致失地农民丧失承包权情况下的补偿措施,这不利于失地农民土地权利的维护,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通过建立土地征收面积(L/)与下轮集体成员人均承包地面积(S)之间的关系模型(L/-S关系函数),分析不同征地规模对失地农民承包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承包权的影响与征地面积以及集体原耕地数量存在着密切关系,只有征地面积超过一定限度或者集体耕地压力指数本来就大于1时,失地农民丧失下轮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否则,失地农民并不丧失承包土地的资格。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征地造成失地农民承包权丧失时,应对失地农民的承包权进行补偿,并将承包权与失地农民的年龄、法定承包年限等联系起来,利用年产值倍数法建立起了承包权的补偿模型.     

农地城市流转区位决策问题探讨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同时由于农地的稀缺性、位置的固定性以及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可逆性的特点,农地城市流转也是城市化、工业化的一种代价。怎样减少这种代价,防止城市用地扩展过程中占用大量的优质农田。农地城市流转的区位决策尤为重要。本文借鉴“生态、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与特尔菲咨询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最后用模糊决策方法解决农地城市流转的排序问题。研究得出:①主因素突出型与加权平均模型较适合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问题研究;②决策者依据不同的偏好,选取不同的决策因子,其决策的结果将不一样;③总体上看来,在以粮食安全为主要因素的情况下,主城区的地块将最后流转,具有农地优势的远城区的地块将最先流转。在以经济发展因子为主要准则的前提下,最先流转的应该是具有农地城市流转优势度的口区的农地,最后流转的是没有比较优势度的江岸区与汉阳区的农地。     

基于集约利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探讨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本文假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像一个工厂或是农场,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均质分布的。在这里,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都被转化成产出。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C—D生产函数修正模型,运用该模型探讨近郊区和远郊区（农村腹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最佳人均投入量估算,并以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为例进行实证,估算了在现有经济与技术条件下,其近郊区代表——新铺镇的最佳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量,为86m^2,这个标准远远低于现状水平,由此可见,新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从调查获取信息得知,基于农户意愿的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为50m^2,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角度上看,新铺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的潜力释放工作也有较大的可行性。     

海南城乡土地利用差异及其优化策略探讨

土地利用是影响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优化城乡土地利用和土地资源管理的角度,探讨统筹城乡发展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海南省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揭示出城乡土地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城乡土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提出海南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优化与管理创新策略是: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革新理念和管理体制,探索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创新途径;②通过完善土地市场配置机制,确立农民作为土地产权的主体身份,保证农民土地交易和经营的合法利益,提升农村生产力;③政府应通过加大农村土地整理力度,扶持农村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印度、日本农地制度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

印度和1970年前的日本一方面出台政策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又对土地的集中设定一定的上限。1970年后的日本,由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增长,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解决,通过对农地法的修改,取消了拥有土地的上限,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要加快农地流转,努力完善土地承包制度,要坚持耕地保护政策不动摇,要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转用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