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之问题研究

一、物权公示原则(一)物权公示原则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这就是物权法公示原则的内涵。物权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

不动产登记始终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紧密联系着.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明确权属、定分止争、保障交易的高效、经济和安全.不动产登记是建立物权制度的重要基础,具有物权设定或变动、对抗、优先、权利推定等法律效力.不动产物权登记簿享有优先、公信和推定等法律效力.坚持区分合同效力与登记效力,是遵循民法基本理论,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     

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交付（占有）和登记是物权变动的基本公示方法,登记适用于不动产,交付（占有）适用于动产。但是针对特殊动产,法律采纳了交付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的模式,从而使得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及其效力问题变得复杂。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我国学者观点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所确立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可以看出,登记也可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且善意登记的效力应优于交付。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从“无处分权”角度谈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为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不宜适用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基本涵盖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所有功能,且更具操作性,因而特别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实为立法之重复．     

浅谈物权变动中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

通过物权变动理论和例举，阐述了在经济流转过程中动产、不动产、担保物权在设立、变化、消灭过程中的基本要件和外部表现形式，以及外部的公示、公信原则所表现认识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物权状态不相一致时的解决方法，并说明了在经济交往的商品流通中应使物权变动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物权法》解读：物权的公示与公信

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为登记,《物权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而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则为占有,《物权法》中规定的动产交付就是指占有的转移。占有对于不动产物权不具有公示的作用,但对动产物权却是非常重要。我们每天携带手表、手机、钱包等财物在公共场所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但为什么没有人主张你所佩带的手表为他所有呢？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

不动产在任何年代，任何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流转形式因而也格外严格，本着重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和公信力进行了探讨。     

交易安全与不动产移转登记制度之完善

不动产物权的移转存在着合同和登记两个过程。通过对法、德民法中物权公示制度利弊的分析 ,比较真实权利人及善意第三人利益在两种立法例下的不同结果 ,即保护意思自治或保持交易安全 ,提出设立保护交易安全登记制度模式及相关配套的制度完善。     

物权行为成立要件之分类比较

本文在对物权行为的研究中,着重讨论物权行为是公示要件是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对物权行为的概念、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时公示要件的性质应当类型化之建议。公示要件本身就可类型化分为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两者性质上有重大不同。     

论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主义

针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优先性和交付优先性日益激烈的争议,通过对登记对抗主义建立的立法目的、实现机制的分析,肯定登记对抗的否认权性质,进而对登记对抗主义在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批驳登记说和交付说的弊端,提出我国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应采取意思主义的立场.     

论未经登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不动产物权登记为物权公示原则的体现，而合同的效力则属合同法合同效力的问题，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但又有密切的联系，物权变动只是物权公示和物权公信问题，而非决定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则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履行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则采用不动产交付和转移效力认定的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     

论著作权转让与登记制度型构——兼论对民法物权理论的借鉴与扬弃

如何确保著作权转让的便捷与安全,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著作权转让与登记制度的型构离不开对我国民法物权理论的借鉴与扬弃,其基点在于对民法物权理论内在机理的领悟及对著作权相较于物权的特殊性的考量。物权登记公示的公信力来源于登记制度的科学构造及其较高的权利表征概率,而著作权登记公示因其较低的权利表征概率而不宜被赋予公信力。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主义与不动产的公信力制度及动产的种类物交易、未来物交易及多重买卖的交易实践具有内在逻辑相契性,而著作权转让不存在上述对应制度或实践需求,因而公示要件主义对于著作权转让并不具有内在契合性,公示要件主义对于维护著作权交易安全而言,有杀鸡用牛刀之嫌。著作权登记宜采用公示对抗主义,登记不具有公信力。     

物权瑕疵变动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制度同一性研究

物的价值必须通过物权的变动才能充分实现。但物权在变动过程中并不是尽善尽美,那么当物权在变动中出现瑕疵时,其效力如何?各国大都承认着重保护交易中的动态即在有条件保护受让人的权益,使物权变动发生效力,这就是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本文旨在根据我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深入探讨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两者之间的共性,并进而论证其两者之间效力的同一性。     

试析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

动产抵押以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为特征，因此，如何建立既符合动产本身性质又能兼顾抵押权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动产抵押权公示制度，一直是立法技术上的难点。统一采用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作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明确规定第三人为对同一标的物享有物权的善意第三人；规定登记机关应在登记的动产抵押物的显著位置上烙印或贴标签；规定对航空器、船舶、车辆以外的其他动产没定抵押权的，抵押权的登记机关为抵押人住所地的相应机关，可以完善我国的动产抵押权公示制度。     

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保护研究

第三人保护问题是物权法中的重要范畴，其中涉及的规则主要有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以及公示公信原则等。在三者的取舍和相互协调方面，笔者主张抛弃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以公示公信原则为核心，以完善后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构建中国物权法中的第三人保护制度。     

浅析仲裁解决物权纠纷的若干问题

《物权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物权纠纷,同时也规定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能够产生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效力。物权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可以行使物权确认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物权法》已经开始施行,但是仲裁解决物权纠纷所面临的困难是亟需解决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论我国物权公信原则——以不动产领域为视角

传统物权理论认为,法定的物权公示方法当然的具有公信力,公信原则是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动产领域,所谓公信原则的一般法理在我国《物权法》中是不存在的。登记无疑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但是否有公信力完全由立法者的选择使然,而非公示的必然结果。不动产善意取得不是公信原则的体现,登记薄的推定效力亦不是登记公信力。我国《物权法》没有确立公信原则,是充分考量了我国现阶段国情的。     

论抵押权物权性的立法完善

我国法学界对抵押权的物权性已有充分认识，但现行立法的规定却比较模糊，没有真正体现抵押权的物权性，这直接影响到抵押权各项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影响到抵押权担保功能的发挥。建立和完善抵押权公示制度、登记制度及善意取得制度是完善抵押权物权性立法的重要前提。     

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立法选择

国外有关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情况复杂、多样,我国应借鉴国外不动产登记的先进做法,但不能忽略不动产登记应当符合我国的国情这个因素.我国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设计不应当采取一步到位跨越式的改革,而应当采取过渡性渐进式改革,即以土地登记为基础,将土地物权、房屋物权的登记统一起来,由统一的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待房地产登记逐步完备后再考虑移植到其他机构,比如司法行政机关,然后再单独剥离出来成立专门的不动产登记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