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理性地对待证明责任裁判——基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视角的分析

随着程序正义理论在我国的倡扬,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认为,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应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做出判决。但一些典型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例表明,一味地适用证明责任裁判虽然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但可能导致有悖于实体正义的结果,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基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的考量,我们应该理性对待证明责任裁判,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并适度地扩大法官的调查取证权。     

争议焦点作为类案判断比较点之证立

类似案件类似裁判不仅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之形式正义的要求,也是公民朴素的正义观之需要,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在公民心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具有较大价值。“类案类判”的司法实践必须找到类案判断的比较标准（即比较点）,辅助法律适用者司法裁判。而案件事实说、法律说、裁判要点说与综合说均忽略了类案判断的实质是裁判欲解决问题与前案解决问题的比对。司法裁判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解决争议,即解决诉讼各方之间的纠纷与问题,若前后两案的争议焦点类似,那么应将其判断为类案,从而作出类似处理。     

对大学生轻微犯罪“暂缓不起诉”的理性思考

法律、法理其本身内在就包涵了道德内涵 ,如果说在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进行裁判的时候觉得在情理上还“心有余悸”而法外施恩 ,不仅违反了法治的理性精神 ,而且也不符合司法人员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其最终有可能导致法治温情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弊端 ,导致刑事司法不公。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公众法律信任

法律体系的精密化、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和司法技术的复杂化不断加剧着判决的不可预测性,一些热点案件的判决超出公众预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法律的确定性受到质疑,判决依然是可预测的。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提升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途径,也是达致司法与公众的重叠共识、为社会公众提供稳定的价值导引与行为期待、促使公众理性信任的生成与发育的途径。通过提升判决的可预测性增强公众法律信任,需要增加司法裁断说理负担、避免随意性和偶然性,并且确保既往裁判信息的充分提供与实质性公开,大数据时代的判决预测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和危害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决不公、报道不当等原因,出现了网络舆论干预司法判决的现象,甚至"媒体审判",具体案例有云南李昌奎案及赛锐27刀捅死女孩案、药家鑫案及药父诉张显侵犯名誉权案、彭宇案翻案及小悦悦案等。这对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程是很不利的,会产生超越监督界限、增大法官压力,引起舆论争议、浪费优质资源,损害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力等危害。网络干预的始作俑者是司法不够公正,并且网络的力量确实帮助部分受害者获得了公平,但这并不能说明网络干预就是完全正义的。司法判决的唯一依据是且只能是法律和事实,要减少网络舆论对司法判决的干预必须从源头做起,需要每个司法工作者都做到严格执法、秉公执法。     

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及对策

网络舆论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一方面其有利于预防司法审判不公促进判决结果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会干扰司法独立,妨碍司法公正。阐述了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及其消极影响,通过分析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的原因提出了一些建议,引进"协商型司法正义"理念,建立和完善司法舆论网络监管条例;促进法官理性地面对网络舆论;建立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沟通机制;加强网民法律素质和媒介素养。     

略论司法三段论

司法三段论作为司法裁判的主要模式,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以法律规则、原则等为大前提,以案件法律事实命题为小前提,通过假言命题推理得出判决结论的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模式、评价标准与逻辑三段论存在着差异,准确把握这一点对于法律理论研究和司法裁决活动有重要意义。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本质在于司法裁判是否满足公正的要求及满足的程度。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基础在于法律公正,背弃法律公正就是背弃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在司法实践中,那种审判前就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出发,迎合当事人情感、公众民意及政府态度,先定后审,违背程序正当、法律公正的思路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一味迎合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抛弃法律公正的做法,其结果是最终连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也一同抛弃了。     

从案件事实之“是”到法律规范之“应当”——法官裁判的逻辑研究

自休谟命题提出以来,在法律领域,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争论方兴未艾。同案同判是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但同案不同判却时有发生,洞悉其中缘由不难发现,事实与规范的逻辑混乱难辞其咎,与其相关的民意,更是阻断了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逻辑路径。裁判的应有之义是厘清推理过程的逻辑进路,遵循规则与逻辑的裁判才是司法的本质。     

看得见的正义——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法律正义一般表现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 ,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道德标准 ,属于“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裁判文书理由写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裁判理由的写作历来被公认为是裁判文书制作的灵魂.但司法实践中其存在的问题却非常严重.如判决理由简单化、模式化,证据采信理由论证不充分,引用法律不规范、不缜密、不具体等;裁判理由改革是裁判文书改革价值目标中公正、效率价值的充分体现.它不仅要求加强对庭审中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而且要求记录裁判过程,公开裁判理由.     

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

随着司法判决性质和裁判风格的转变,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司法裁判表现了一个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的转换.据此,司法裁判体现为一种对话和论证过程,法官需要对其判决理由给予充分展示.从司法的这种现代面相看,"正当性-可接受性"、"合法性-客观性"和"合理性-决疑性"是法官的判决理由展示所应当具有的目标性准则.为促进司法公正,我们应当建立正式的判决理由展示裁判制度.     

冲突与衡平--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与既判力关系问题解析

为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实现实体正义，需要设置审判监督程序，消灭原裁判的既判力，并重新确定新裁判；而为维护法制安定性和司法权威，又要求维持裁判的既决效力，确定的终局裁判才能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因此，审判监督程序与既判力制度在表象上形成一对矛盾冲突，但二者实质上是统一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实现司法公正。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设置，为追求实质正义，过多牺牲裁判稳定性，危及裁判既判力，造成审判监督与既判力制度表面冲突凸显，而内在衡平机能降低。     

浅谈量刑均衡问题

量刑不均衡问题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同类案件在裁判中出现不同的结果,量刑偏差甚大,严重影响刑法的统一实施,不能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失衡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有认识、立法、司法及其他因素等共同造成的。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法官量刑的指导思想,制定科学的量刑具体标准和法律尺度,节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同的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官裁判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处罚,以体现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     

法官的法律性思维与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对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先例判决制度的基本认识

司法裁判是法官运用法律性思维而得出的结论性判断.法律的概念性、规则性和逻辑性等基本特性决定着法官的思维方法.我们不能将成文法国家法官的逻辑推理仅描述为“三段论“,应该通过判例来细化法律概念,在案件事实与法律概念之间建立起可参照的联系,以获取“同样事项同样对待“的司法效果,提高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     

“请托之债”的性质及请托纠纷的司法裁判

对于“请托给付行为”,法院大多将其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但在裁判结果上却大相径庭。“请托之债”给付人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不同是造成法院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应将“请托给付行为”认定为自然债务而非法律债务,如果给付人提起诉讼,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浅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执行难”，是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对此行为进行了相应的规范，但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判罪在犯罪客体、对象、主体、情节严重等方面做一番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传统的“情”与现代的“法”

中国古代存在着许多"情判"。这些"情判"往往弃法于不顾而依据人情作出裁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由于"情"是一个无法界定的因素,坚持情理型司法可能会造成个案的判而不决,甚至会引起司法领域内秩序的崩塌;同时情理型司法还会损害司法的权威,进而使判决缺乏既判力。因而在现代法治思维的主导下,在处理情与法的关系时,应该在司法领域树立守法主义观念,推动技术性司法的运用和发展。     

从结果出发的法律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他们的逻辑思维是什么？他们是否严格依据逻辑三段论而作出判决？法律解释在其中充当了什么作用,其地位如何？利益衡量有必要吗？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