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特征及对乡村治理的挑战——对星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精英的代际传承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星村这个近郊村庄的实地考察发现:个人能力、参政意愿与社会资本三者结合,形成了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具有内生性、家族性、转型性、认同性以及典型性等特征。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主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基层民主、村庄稳定和传承合法性三个方面的挑战。     

“差序格局”理论溯源及其视域下的乡土教育概念重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而其“师友”潘光旦此前已通过追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对儒家重视“类别”“差等”的特征作了系统诠释，“差序格局”理论承袭潘光旦思想的迹象显著。“差序格局”理论为实现教育实质公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也为重新审视乡土教育的概念、范畴和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教育不仅仅是面向乡村孩子的教育，而是面向城乡全体学生，以乡村社会为场域，以乡土文化、乡村生活为内容的教育，是在“差序格局”社会形态中与各类教育共生共融的教育新生态。     

公共性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善治逻辑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议题。村落文化作为乡村共同体的呈现样态，存在乡村文化的多元化来源和展演形态。文化公共性与乡村建设休戚相关，村庄政治精英不但引领了文化资源的运作方向，而且重新整合了村民的“文化习惯”,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具体而言，要通过政策宣传激发村庄文化的活力，围绕党群关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影响力，进而践行文化制度的本土化适应力。同时，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流失贯穿于公共议题的失语和公共空间的日渐式微。因此，要不断涵养乡村公共精神，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培育，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完善乡村公共空间的设施建设；不断拓展文化赓续的公共空间，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和关系，通过重构社区空间，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明确公共规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加强公共规则的宣传和教育，健全监督机制的信息反馈渠道。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传承乡土文化的责任、困境与路向

乡土文化传承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而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文化传承是教育的内在功能,所以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助力.作为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乡村教师担承着时代赋予的教育责任,即在承续和改造乡土文化以及培养"文化人"的过程中推动乡村振兴.然而,在乡村发展的特殊时代节点,乡村教师传承文化的责任在多种张力的交互影响下面临着"无知""无情"和"无能"的巨大挑战.面对乡村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阶段性功能障碍,乡村教师应从"了解乡土""热爱乡土"和"改造乡土"三个方面,探索文化传承的教育作为,贡献振兴乡村文化的个人智慧和努力.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新时代视域下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和路径必须要以产业振兴为关键、生态建设为保障、文化振兴为基础、人才建设为支撑,要始终突出“乡村特色”和“乡村气派”,注重“乡土经济”“乡村生态”“乡土文化”“乡土人才”等方面,着力找准各领域堵点,努力实现乡村经济、生态、文化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全面振兴格局,为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时代答卷。     

官员返乡任职与地方财政教育经费的"量"与"质"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正式制度所不能及的改革盲区内,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否得到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利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15年322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超效率DEA模型,实证检验了官员返乡任职后“乡土情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对财政教育经费投入规模和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官员返乡后“乡土情结”有效扩大了官员家乡财政教育投入的规模,这种扩大作用主要发生在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然而,“乡土情结”并没有改善财政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官员返乡任职后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怀停留在教育经费数量的表面而缺乏对教育经费使用质量的关注。研究结论为教育改革如何获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提供了“乡土情结”的思路,并据此对当前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政策性建议。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异化与回归：论乡村教师现代性身份认同的路径选择

乡村教师的现代性身份认同是其在传统乡土与现代社会交融之时所产生的身份归属感，其承载着社会对教师的价值期望，同时也是教师对自身认同的主体选择。乡村教师的现代性身份认同可概念化为先赋性认同、制度性认同与重叠性认同。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裹挟之下，乡村教师的发展逐渐背离传统“乡贤”身份，游离于“乡土”与“庙堂”间，同时乡村教师也脱离传统乡土共同体，成为“留不下”与“回不去”的“异乡人”。由此，厘清乡村教师现代性身份的路径选择，便可通过再造乡土秩序彰显教师精神引领，从而回归乡村教师个性化专业发展，继而重塑乡村教师公共性道统符号。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中国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其特点是增量改革、试验推广、非激进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最大障碍来自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要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一是增加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存量，从外部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二是加大对现代市场经济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投资，从内部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三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基础建设。     

试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面临的考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自身建设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验：面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方位变化所带来的巩固基础的考验；面临冷战结束后世界政党格局的嬗变所带来的外部压力的考验；面临全球范围内“全民党”思潮的风行和国内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所带来的发展趋势的考验；面临改革积弊犹存的传统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考验；面临我国入世后开放型经济所带来的趋利避害的考验；面临我国参加国际人权公约所带来的履约义务的考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经受考验。     

闽村的"乡约制度"与当地民间社会性格

从闽村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乡约制度”的形成和实例的文献取证设论，描述闽村的“乡约制度”与当地民间种种社会性格之间的种种关系：“长老之设”、“敬天酬神”、“礼法取向”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村民受约、自约和互约的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等，展示在传统的乡村社区里，民间社会性格在社会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双重性，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以维护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正常秩序。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农民的终结”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背景下的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黏合剂”作用;政府权力从基层向上收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下移”到农村社区;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更多地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治理的对象从有形的物、制度等向无形的“人心”转变;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建国初期的乡村精英研究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剿匪、清匪、反霸、减租的反封建斗争,．建立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旧政权下的“乡村精英”群体被打倒,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新的村庄精英群体凸显出来,乡村精英实现整体性更替。     

社会转型期乡村医生的角色变迁——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

农村社会的变革与调整影响着每一位农村居民.乡村医生作为农村社会有机的一员,他们身上亦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他们是农村差序格局中的精英,居于农村社会分层的中高层.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期,农村居民的异质性凸显,农村社会分层不断调整.这一时期乡村医生的社会地位已不若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这深刻影响着乡村医生的行为方式;同时,他们肩负着农村的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和新时期农村医改密切相关.把握他们的角色变迁,对于推进新时期农村医改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与农村社区发展——对九溪村的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提供的体制环境和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的有机结合促进乡村精英的成长,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在公共空间的活动中能够正向地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从九溪村精英成长的内外部机制及其对村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双向关系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原有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是精英成长的内部土壤,此“传统资源”不容忽视甚至在当下应予特别地重视;时代变迁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及其给精英人物命运的走向带来的机会并非是脱离精英人物成长土壤的绝对“外部”因素;正是在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精英人物的成长才与其活动的社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在村落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评荒湖的《半个世界》

湖北作家荒湖的乡土小说创作近年来逐步走向思想和艺术的成熟。中短篇小说集《半个世界》集中展示了荒湖小说中乡村叙事的精神风貌。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中政治冲突、文化冲突和人性冲突三个方面,而归根结底又折射出作家内心深处的价值立场冲突。荒湖笔下的“土村”,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村庄,值得评论界关注。     

“半城市化”对中国乡村民主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对于中国乡村民主的影响.在“半城市化”模式下,农村人口作为生产要素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中,但不享有城市公民或当地村民的各项权利.这种城市化道路对乡村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在中西部以人口输出为特征的传统村庄,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政治精英的流失,同时削弱了村庄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了村庄民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以人口输入为特征的城市化村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外来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局面,外来人口被排除在乡村民主和治理结构之外,形成新二元结构,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性公民权”限制了村庄民主的包容性.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模式,重构城乡关系,是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     

安详的民俗人生与成长中的天问——郭文斌新世纪乡土小说论

郭文斌的乡土小说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征,其一是大都抒写童年的乡土记忆,其二是风俗画的描绘,其三是具有一种“安详”的精神格调。他抒写人性和人情之美时,又进行现代性评析,但总体上对乡村文明持肯定性评价,延续和发展了乡土叙事传统。     

乡村教师在地性的意义澄明与实现图景

乡村教师的独特属性是“在地性”,“在地性”是对乡村教师基于“乡土”的“职业”表达,是乡村教师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体现。其有效回应和统合了当前关于乡村教师独特属性认知上存在的唯“职业性”与唯“乡土性”两种偏颇取向弊端。乡村教师在地性包含空间在地、情感在地、发展在地三重规定。然而,当前乡村教师却存在着日常生活区隔于乡村空间、情感归属脱嵌于乡村文化、发展理路悬浮于乡村场域等在地性消褪的问题。为此,需要从构建嵌入乡村世界的乡村教师日常生活叙事、打造涵养乡村教师情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拓乡村教师在地化发展的实践理路等方面去达成乡村教师在地性的实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