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以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学三种期刊为例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     

专播学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评《中国传播史论》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从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理论如何联系中国国情服务于实践，成为传播学界探寻的目标，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命题应运而生。     

历史回顾与现实观照：胡愈之译介出版的当代启示

胡愈之在译介出版工作中积极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推介先进思想,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译介出版的国外书刊特别是《西行漫记》,在出版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推动中国现代性进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胡愈之对译介出版事业的热情执着及其民族情怀、译介理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而且为今天的翻译界、传播界树立了职业标杆,值得学界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     

我国新闻评论学著作(教材)出版的历史回顾

新闻评论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其学科意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分歧和论争,但最终高校新闻专业中都开设了此门课程并将新闻评论作为研究对象,或称为"新闻评论写作",或称为"新闻评论研究",多数称为"新闻评论学"。新闻评论与实践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在传统媒体中,而且在新兴媒体里,新闻评论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新闻信息的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10年研究回顾——基于2000—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00—2009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描绘出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为今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余也鲁和他的“编辑圣经”——《杂志编辑学》

正2012年9月8日,一代传播学大师余也鲁教授在香港病逝,享年93岁。为了纪念这位香港传播学的开山鼻祖,香港《基督教周报》[1]、台湾燕京大学都曾有学者撰文怀念余教授,赞誉他的学术贡献[2]。其实,余也鲁教授不仅开香港传播学研究、传播学教育之先河,而且也是大陆传播学、广告学、编辑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他1965年出版的《杂志编辑学》作为我国第一本研究杂志编辑的书,不但被     

新闻理论研究态度与方法论观念——关于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思考

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新闻理论研究,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论观念面对新闻理论问题,本文就此从宏观层面上作了回答。     

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偷菜”一族行为动机与社会影响酌实证分析——基于“使用与满足”与“涵化”理论的量化研究

随着SNS网站的风靡,社交网站上推出的网页游戏也受到追捧,本文选取了“偷菜”游戏为案例,研究者基于“使用与满足”与“涵化理论”,试图通过对偷菜者以及对偷菜行为的研究,来探究“偷菜”一族的心理倾向及其社会根源。     

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对档案部门科学数据管理的启示——基于政策工具的文本量化分析

[目的/意义] 科学数据是科研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地方政府关于科学数据管理的政策导向,对档案部门制定科学数据管理与政策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方法/过程] 选取13份我国地方政府发布的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运用政策工具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分析目前我国科学数据管理政策的现状,从档案管理的视角出发提出有利于档案部门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发展的启示。[结果/结论] 档案部门作为守护信息资源的重要机构,要发挥其在科学数据管理中的优势和特点,积极推动科学数据管理政策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促进科学数据归档政策制定,加强科学数据管理政策的协同发展。     

情报学与传播学基本理论问题及分支理论比较研究——以信息交流为轴线的探析

从基础理论层面的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内容、分支理论层面的媒介与符号研究、内容分析、受众/用户研究、效果研究7个方面,对情报学及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两者的主要相同、相似、联系及区别之处,以期为情报学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及指导专业实践提供启示。     

俄罗斯图书馆学学术思想源流与方法论思想历史嬗变的理论反思——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之四

早期俄罗斯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就已经具备了宏观图书馆学和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属性,为后世形成俄罗斯自己的图书馆学学术传统奠定了历史基础和学术思想基础。作为一种宏观图书馆学和理论图书馆学的学术视野,其研究方法必然突破图书馆内部作业的实用局限。早期俄罗斯和前苏联图书馆学通过对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各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采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当代俄罗斯图书馆学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图书馆学学术传统与美国图书馆学学术传统虽然在具体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某些相通之处,但在整体上却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可为深入研究图书馆学方法论理论和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提供极有价值的学术参考。     

情报学与传播学理论比较研究——以信息交流为轴线的探析

从基础理论层面的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内容、分支理论层面的媒介与符号研究、内容分析、受众/用户研究、效果研究7个方面，对情报学及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两者的主要相同、相似、联系及区别之处，以期为情报学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及指导专业实践提供启示。     

使用与满足理论下的陪伴式学播受众心理分析——以bilibili的陪伴学播为例

Bilibili的陪伴式学播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学习场所,满足了年轻人的学习需求,使年轻受众产生身份认同.这种自然真实的学习氛围使受众获得沉浸式体验,获得陪伴与监督的学习氛围,满足社交需求,提高学习动力.但长时间的媒介使用,容易使受众产生媒介依赖感,从而难以融入现实空间.     

走向科学人本主义范式：传播游戏理论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与传播“信息理论”的比较研究

斯蒂芬森对传播研究忽视“娱乐”感到困惑,而赫伊津哈提出的“游戏人”启示他将“传播”视作“游戏”。传播的“游戏理论”与“信息理论”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关注自我存在和意义共享,后者考察信息传递和传播效果,这体现在以“工作/游戏”、“传播痛苦/传播快乐”、“社会控制/选择聚神”以及“R方法 /Q方法”为代表的比较研究中。游戏理论是传播观和方法论的革新,也是新媒介时代的存在论,它代表科学和人性交融的科学人本主义传播范式的诞生。     

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

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是在传播观念二元对立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回应了传播学研究"重精神、轻物质"的学术反思,重塑了传播过程在社会系统中的连接与中介作用。本文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哲学思想,把作为经验的传播作为本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预设,力图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并据此来审视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底层架构、逻辑进路、范式转换与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物质性转向,其根源在于走向先验的传播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经验的断裂。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对原有的传播观念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必然要在时空构造、现实图景与观念形态三个层面上经历漫长的逻辑进路,这也推动了传播研究不断从身份角色走向身体观照、从符号文本走向经验语境、从仪式参与走向群落生境、从秩序维系走向社会互动。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取向中,具体表现为基于实在互动的建构主义、基于操作可控的实用主义和基于主体自觉的存在主义。     

传播学本土化的名与实 ——评《华夏传播理论》

邵培仁先生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近年来与姚锦云博士积极致力于华夏传播研究.他们在《华夏传播理论》一书中,坚持传播学本土化,直面目前华夏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疑,并以宽宏的多学科研究视野,阐释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而提出华夏传播理论观与价值传播模式,为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作出重要贡献.而本书的另一...     

传播研究的路径转型与探索——《火塘·教堂·电视》的启示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一直在努力探寻的一个课题就是:经过长期的引介、学习,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传播研究该去向何方?对此问题,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著作《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以下简称《火塘》),?可以视为颇有些"另类"的思考和探索。一如作者所言,这项研究是围绕着位于滇缅边界的独龙族生活区域展开,这也很自然地让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辨析——兼谈21世纪这两个体系的构建与整合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混淆这二者的关系会大大不利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因此必须辨析它们的关系。而要想科学辨析这二者的关系,就必须在继承该领域研究的已有学术成果之上对这两个体系进行21世纪新时代背景下的重新构建与整合,进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