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践”：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政治传播新逻辑

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然而在政治信息需求改变以及新媒体技术冲击下,政治传播深层逻辑正面临重大挑战。本研究以新华网策划的“乡村振兴在行动”重大主题报道为例,从“实践主体”“实践场地”“实践议程”三个维度出发,尝试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新逻辑。研究分析指出,“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实现路径包括：一是制定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相统一的“政治认知图谱”;二是建构具有稳定性的关系网络实践主体;三是进入到“田间地头”的实践场地进行政治传播。本研究认为,“基于实践”是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新逻辑,强调了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拓展了公众政治参与机会,有助于强化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社会公众服务理念。     

建党百年背景下乡村政治信任研究:基于政治传播视角的分析

乡村地区的政治传播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点内容,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反映出党群关系是否密切,也能反映出党的宗旨和路线是否贯彻到位。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湖北三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探析乡村政治信任现状,从政治传播的视野中采用制度主义、文化主义两种理论范式,深入探析乡村地区政治信任构建的影响因素。针对乡村政治信任构建面临的困境,本研究尝试提供一些建议,以期为构建忠诚的乡村政治信任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和谐发展献智献策。     

政治传播效应的机理与基本内核

政治传播效应的研究,需要走出传播学视角下传播效果研究“媒介中心论”的困境,回归到政治活动本身,应以政治活动为根基,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诠释.政治传播活动是国家宰制下的政治目的性很强的信息传播过程.这种过程不可能是信息的自然循环,因此“媒体”永远不可能处于中心地位.政治传播的效应,不可能直奔一个个社会成员的微观态度而去,而总是着力于宏观的政治治理效果.这样一来,推进政治民主化、形成公共舆论、构建政治合法性,便必然成为政治传播效应的本质规定性.就是说,政治传播始终以推进政治民主化、形成公共舆论、构建政治合法性为最终目的,检验政治传播的“效应”如何,须以这几个方面为基准.     

“在农广播”：应急广播的媒介化乡村治理

农村有线广播经历了从“对农”大喇叭向“在农”应急广播转变,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在场参与者,能够供给“公共服务”,推动“公共商议”,实现多元共治,但囿于时空固定与单向传播的限制,独立发挥作用有限。因此需要与其他媒介融合创新,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建构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方能实现媒介善治。     

“守门人”范式转变与传播学转向——基于技术演进历程与平台治理制度创新的视角

从“守卫”新闻传播的内容之门,到“守卫”平台治理的社会之门,“守门人”概念的范式转变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延续了人类文明内在一致的时代精神,也代表着整个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传播与治理的范式转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经由新闻传播领域“守门人”到互联网平台“守门人”,剖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对数字时代变革的本质与当今人类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展开辨析。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的人类传播行为主导下,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需要被重构,以实现传播学真正的范式转变。“守门人”概念的转变为传播学的转向和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出了重要警示。     

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

本文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常常混淆不清的核心命题.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其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政治社会化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内在地包含着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传播却不限于政治社会化,因而也不等于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纯政治学的传统理论范畴,这个范畴的本质是在政治范围内讨论政治的机理.     

从反应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政治传播逻辑转向

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转型以及新媒体技术冲击下,县级各类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在县域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也不再稳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则可视为国家重构基层政治传播体系进而推动县域治理的一种努力,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顶层设计理念以及各地建设实践,我国基层媒体的政治传播逻辑正在从被动、单一和刚性的反应性政治走向主动、多元和柔性的回应性政治模式。由于技术环境的多变性、基层媒体的路径惯性以及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这种从“刺激—反应”到“诉求—回应”的政治传播逻辑转型之路注定任重道远。     

乡村传播基础结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研究报告之二

本文是基于"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课题所做的实证研究。在对中国中西部五省份的基层政府和农村政治信息获取情况的调查基础上,研究了调查地区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的传播基础架构对乡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层级差异影响到了对于基层政府政务绩效的认同和满意度。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验证了政治信任因子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并提出增强乡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鼓励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在于发动年轻群体、完善基层组织,以及建构高参与度的农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     

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     

“内圣外王”与“哲人王”：中西政治传播观念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因其独立的进程,形成了自身独特而自洽的政治传播智慧。以史华慈的“深层结构”问题为例,这些思想智慧往往只有在传统语境有关“政治”及其“传播”的特有讨论中方能被诠释。为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独特性以及东西差异展开思考,本文提取了“内圣外王”与“哲人王”两种在中西政治文明中特点鲜明的政治思想,再根据其产生条件、逻辑基础和关联历史现象对两者中包含的传播观念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哲人王”作为希腊古典政治实践中自然产生的对于应然性的探讨,是基于功能主义想象而设计出的一元化传播结构。“内圣外王”则是对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传统权威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它不仅将政治寓于个体化的道德行动中,也通过道德知识的间性传播建构其理想化的政治场域。这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政治传播无论在发生情境还是传播的本体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中的熵减作用解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借鉴自然科学熵原理,以及当代社会学的熵变观点,可知人类社会系统随着各自领域的发展成熟及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熵”将不断增加,直到无以复加至“熵死”。国家治理的本质和手段就是减缓社会系统的这种熵增变化,加大系统中以正向能量输入为主要做功的熵减效应。政治传播正是在国家治理中可有效对社会系统发挥独特熵减作用的首要手段。对政治传播熵减作用原理进行科学分析研究,找到其做功重点并加以发力,可使其真正成为社会系统对抗熵增宿命的负熵流,在国家治理系统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

新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使乡村体育文化的传播发生重大变革,在治理层面出现机制与价值的转向。聚焦贵州“村超”这一媒介化的乡村体育赛事,采用深度访谈法,剖析其媒介传播与治理实践,发现普通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内生型组织主体的整合与团结效能以及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是“村超”在新媒体环境中赢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归纳提出媒介化机制影响下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的框架,指出村民个体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村庄共同体组织性的激活以及内生型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乡村体育文化治理潜能得以发挥的三个关键方面。     

作为方法的“乡村”：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

新闻事业是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新闻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政策研究关注。作为一种与城市相对的生产生活空间和综合性文化范式,乡村及其新闻政策的制定和传播有着独特的语境。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实现乡村振兴、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新闻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重新审视乡村新闻政策、乡村传播的重要地位,对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实践的价值归宿

新闻的主体是谁,新闻为谁来办,由谁来办,是任何社会与历史发展阶段都必须理清的时代命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与拓展,从历史发展进路看, 是对“精英办报”的一种必然颠覆,放在传播“公地”理论视景中看,它更符合当代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诉求.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发展逻辑中汲取合理内核,建构当代“群众办报”的合法生存理据与价值范式,无疑具有强烈的新闻改革实践导向意义.     

从“族”到“人”：政治传播视角下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演变

本文基于“政治传播”视角,考察作为媒介的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周代青铜器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传诸子孙、沟通人神与社交功能。西周时期,青铜器三大功能在形塑与传播王朝政治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青铜器沟通宗族成员与祖先及子孙,使得西周意识形态中“王家”和各宗族的关系得以世代延续,故而确立了该时期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面向。同时,青铜器的社交属性使得王朝政治文化下渗、传播至广大贵族圈。春秋以降,青铜器的社交功能不断凸显,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统一王权及宗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贵族的个人政治诉求借由青铜器这一传播媒介得到宣传。可以说,周代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族”到“人”的变化过程。     

互联网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为国际传播与地缘政治的互动提供了新变量.从传统的“街头政治”走向具有力量交换的“线上一线下互动”,再到协同行动的“网络—街头政治”,这种新式的社会抗争与国家转型路径,其间体现的不只是地缘政治变动时的国家内生力量自行裂变,还有来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国际传播力量的积极促动.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在国际传播与地缘控制的逻辑之外,互联网时代国际传播的工具新面孔与地缘政治的变动新特征.     

新传播范式与数字化社会的“再组织”——兼论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技术和资本双重因素的驱动下,技术变革、网络化传播为数字化社会带来新的增量之时,也日益促使社会不同层面去组织化。如何增强数字化社会的可控性,使其“再组织化”,已成为未来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议题。本文从历史维度着眼梳理并总结了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化社会的治理模式演进逻辑与转型范式,即传统媒体背景下的“一元”控制范式、社会转型期的“二元”规制范式、5G数字化社会的自组织范式与多元共治。在深刻认识5G时代传播模式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对去组织化风险的研究,对自组织模型的建立,探讨再组织化治理的可能,并努力建立可应用、可预判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模型与评估体系。     

论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游戏”形态

游戏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交往形式之一。美国传播学家斯蒂芬逊曾将人类的游戏行为与传播行为相融合,开创了传播游戏论的先河。在当下信息盈余的时代,微观政治传播活动根植于人们的游戏心理,催生了个体政治参与的玩家心态,政治信息的推演想象和政治传播方式的体验交互,形成了微观政治传播游戏形态的种种表现。合理利用游戏的自由放松心理,有助于提高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效果,因此无需禁锢或强行干预微观政治传播的游戏形态。从认知论上讲,实现游戏逻辑与微观政治传播中政治逻辑的合理结合,有利于促进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应将游戏提高到与人的实践自然和谐的境界来加以考量和容纳。当然,人们以程度不同的游戏立场、游戏身份、游戏心理来参与政治、回应政治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应有的严肃性,减弱了政治应有的理想性,扰乱了政治应有的秩序性,模糊了政治应有的边界,种种陷阱或负面效应值得重视和警惕。     

基于传播个体主义的“交互”与“共识”——自媒体时代新型信息政治实践的双向价值及治理逻辑

信息政治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产物,媒体技术的升级引发了信息政治内涵的更新。相较于传统互联网,自媒体通过赋予信息政治"交互性"内涵而进一步深化了其自治性维度。大众在自媒体平台上通过议程设置、发展公共生活、"倒逼"政府等环节,构建起以多层次交往为核心的政治行为交互体系,提升了政治效能感。然而,基于"传播个体主义"的自媒体也增加了政治系统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结构的风险性。政府需确立柔性、开放的治理思维,充分估计自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做到"近用"且"善用"自媒体,以发挥其在寻求重叠共识中的积极作用,创新公民与政治权力协商的新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重构——基于与传播学体系比较研究视角

在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之间关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传播学分类”,即根据对象人数是“一”还是“多”将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再根据对象是否特定,将“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分为“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对“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组织传播、“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与人际传播进行了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