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中的评价

中国应具备的国际形象，不是强权国家，同时也绝不是“病夫弱国”，但在国际舞台上，要么“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要么“欺负你没商量”。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与其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不仅与中国国力和内政有关，而且与国家形象(政府形象)的管理哲学有关。光“说”不“练”，或“练”与“说”     

央视综合频道中的辽宁形象传播分析及提升策略

辽宁形象是辽宁内部诸要素的总和及各要素之于辽宁内外部公众的总体印象、感受、评价和反映。良好的辽宁形象有利于辽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强辽宁的软实力。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辽宁的形象传播及提升需要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参与。因此,政府只有进行合理定位,增强议程设置功能,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提升辽宁形象。     

理性“我者”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探析——基于2000-2013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对外传播分析

最早提出“国家形象”一词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他在1959年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一文中指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国内学者汤光鸿在《论国家形象》一文中认为,国家形象是“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     

从德班气候大会看中国气候传播与环保形象建构

气候变化议题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科学议题转变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议题,其背后彰显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利益和外交力量的角逐。在这种复杂利益矛盾的背景下,德班气候大会上的中国气候传播更加主动,传播策略更加多元。但德班气候大会之后,中国媒体在气候传播与环保形象建构方面仍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策略,如:进一步明确中国环保形象的定位;政府作为气候谈判和气候传播主体要积极提供信源;政府要积极参与不同社会机构、团体的气候传播活动,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要建立多层次的传播主体,形成传播合力,突出气候传播的人性化和真实感;应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推动全民传播与全民参与,等等。     

公共外交离不开国际传播

随着新闻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的凸显,国际传播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与作用与日俱增,甚至成为公共外交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曾说,公共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合作’度以及国外民众的‘接受’程度”。要让国外民众真正“接受”一国政府想要表达的观念与意愿,不仅要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信息表态,更需要借助国际传播,通过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并影响公共外交目标国的社会舆论,减少他国政府与民众对本国的误解与错误认知,避免引起两国关系的变故甚至倒退,并提高本国在他国公众中的正面形象,进而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     

地方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

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否在突发事件的对外传播中掌握主动权,抢夺话语权,做到既及时准确又不损害当地政府形象,值得我们基层传媒工作者深入研究。     

加强公共外交 提升国家形象

所谓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国际交往形式,包括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民间对政府三种基本方式。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精英是最活跃的力量,普通公众则是最为雄厚的基础。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介绍本国国情、解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与观点,     

对外传播理论建设新篇章——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

作为一名具体从事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工作的过来人，我最近有幸读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一书，深感耳目一新、富有启迪。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奠定国家形象的基础，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也就是说国家形象的基本要素是：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经济模式、社会文明、政治局势以及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内外政策等。当然，国家传播工作的水平和影响，尤其是对外传播新担负的责任和新起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新著

2007年1月，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选编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两本新著：《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和《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     

中央企业如何提升国际传播“五力”

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是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中央企业提升国际传播“五力”实践要求,要推动实现“五个转变”,即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从“讲好故事”向“有效传播”转变;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变;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从“形象塑造”向“情感共鸣”转变;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阐释”转变;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从“借船出海”向“造船领航”转变。     

“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新著

近日，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选编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推出两本新著：《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和《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     

官员素质如何影响国家形象

在《环球时报》关于“您认为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网络调查中,“部y）-官员的贪污腐败”连续三年（2007年、2008年、2009年）位居榜首,2009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9．2％。当公众普遍把官员贪腐上升到影响国家形象的高度的时候,官员素质与国家形象的关系问题已是不言自明。实际上,由于官员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官员素质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新传媒环境中国家形象建构要符合传播规律

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等图书也颇受业界好评。研究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者按]     

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等图书也颇受业界好评。研究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开办此栏目，就是借助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平台，展示相关成果供读者交流分享。 《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的思考》一文的作者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很多思考言之有理，其中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形象分析，颇有新意。例如，在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国家形象调查中，由于美国的国家道德权威和国家信誉受到了空前损害，而导致现如今美国的形象欠佳，但日本的得票率却不低。反观中国，作者在思考之余，也发出了我们在国际上还没有一部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作品的感叹。     

从《纽约时报》看北京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

正城市形象是一种主观印象,是经由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个人经历、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主观见诸于客观的信息处理过程,取决于公众对其所获取的有关城市信息的接触、加工、理解和记忆1。对绝大多数没有来过北京的国际公众来说,北京超出他们的直接经验范围之外,大众媒体对北京的报道构成了北京的媒体形象,并凭借传播的持续性、重复性和广泛性,成为海外民众认知、接触、理解、评价     

有效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对外传播

新时代,数字化工具对提升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极具现实意义。202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要充分利用一系列数字交流媒介开展多层次政党外交对外宣介党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大背景下有效利用云平台进行交流、沟通、联动与培训,增进他国主要政党领袖及青年后备人才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进而促进他国民众对党的了解。此外要及时通过新媒体以可视化语言向外界民众展现中国共产党正面、立体、鲜活且“接地气”的形象,逐步培养他国民众对党积极正面的情绪认知。在美西方不断强化意识形态之争的情形下,也必须认识到党的对外形象传播并非朝夕之功,今后要稳步建立党对外形象传播长效机制,挖掘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不断消除外界误解,逐渐形成正反馈,从而稳步提升党的对外形象。     

国际“Z世代”群体中国观的塑造与传播

推动国际“Z世代”群体形成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尤其是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关键议题。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洞察国际“Z世代”群体的特征变迁,了解他们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通过对国际网络媒体平台上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Z世代”群体的观点和看法。为此,我们提出了构建世界性战略传播格局的中国观传播创新策略。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检视与思考

突发事件及其舆情应对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加强政府的危机管理、媒体的舆情应对和公民的共情传播,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利用舆论的力量,及时向国际社会传达明确而积极的信息,在国家形象传播和建构上,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政府利用各种信息通道,及时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媒体发挥第三方资源优势,致力营造世界舆论氛围;公众凭借移动终端功能,扮演着人人都是国家形象塑造者的角色。此举正是对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媒体以及公民群体或个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现实检验和重大考验。     

飞机安全演示录像与国家形象呈现

国家形象是国内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家形象一般包括商品原产国形象和目的地形象两个子概念,前者是国际商务的研究对象,后者属于旅游营销的研究范畴。在国际关系与新闻传播学中,国家形象特指国家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内研究者将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对外传播影响力的关键一环,力图从形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八个维度探索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良方。     

中德民族性差异与传播策略

本文以《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为载体，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在德国对中德受众的反馈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传播主体层面、接受者层面和信息编码层面三个方面入手，对受众的反馈进行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