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力度、政策稳定性、政策工具与创新绩效-基于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科技政策实施结果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对政府完善科技政策意义重大。本文以国家层面发布的与产业技术创新相关性最强的454条技术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对政策力度、政策稳定性与创新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政策力度对技术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经济绩效不显著;政策的不稳定性会抑制政策对技术绩效的激励;政策对绩效作用存在滞后效应。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供给政策对创新的技术绩效有激励作用,环境政策对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有激励作用,需求政策对经济绩效作用显著。最后,提出应加大需求政策供给力度,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相关建议。     

创新政策激励机理的多案例研究——以利益相关者权利需求为中介

采取多案例研究思路并结合扎根理论编码方法,理论抽样并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样本,探索构建了基于创新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创新政策对创新投入激励机理的框架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供给政策通过影响股东、竞争者、高管、员工与合作者的“利益-权力”需求进而影响其创新投入行为;环境政策而通过影响股东、竞争者的“利益-权力”需求进而影响其创新投入行为;需求政策通过影响股东、竞争者、合作者的“利益-权力”需求进而影响其创新投入行为.本研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创新政策激励机理研究领域,具有在研究视角、样本选择、研究方法以及已有研究成果整合等方面的创新意义.最后,对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阐述.     

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及其政策完善

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考察了科技人才激励的国际经验。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度强调政策的目的性,而忽略了科技创新人才特殊的动机与需求,因此本文在吸收相关理论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设和政策完善的合理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财税政策激励机制探析

通过分析我国现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激励机制,调查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实施效果和政策局限性,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现实任务需求出发,探讨制定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财政政策必要性,并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财税政策激励模型,分析财政政策激励作用,研究提出支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效用实证分析

本文提出了从创新思想产生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激励两个方面考察技术创新政策效用的理论框架,并实际考察了我国1985-2000年间的151项技术创新政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整体发展正在从个体创新激励转向机制创新激励,同时,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偏重创新活动的外部激励和外部设施建设,而创新主体内部创新激励的政策从数量上看相对较弱。     

基于特征分析的制造业创新政策量化评价

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以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为使制造业的创新达到最佳水平,我国政府先后发布多项政策激励其发展,已有政策设定是否合理、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现实需求是今后发布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共词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2012-2019年间国家发布的78项制造业创新政策文本的内容,以此为基础构建制造业创新政策评价的量化框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政策为样本,利用PMC-AE指数模型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政策样本得分均较高,说明相关政策颁布机构制定的政策质量较高,政策文本内容的设定较为合理且符合现实需求,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包括增加政策文本中涉及监管及规范的内容、加强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扩大政策参与对象的覆盖范围、完善激励保障措施的运用及加强政策颁布机构之间协同的广度与深度。     

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财税激励选择与企业突破式创新

创新关注点前移催生了激励范式转变的需求,在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中简单依赖财税政策支持可能造成激励不足和公共资源扭曲。本文利用2004-2018年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ICT)的相关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重点探讨了不同财税政策激励之下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助对此过程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此过程造成了负向调节;进一步探索不同财税政策组合情境,发现在适当的研发补助支持下,税收优惠可以形成创新激励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的相关激励理论,也为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有序引导相关基础研究合作进程提供了思路和科学依据。     

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财税激励选择与企业突破式创新

创新关注点前移催生了激励范式转变的需求,在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过程中简单依赖财税政策支持可能造成激励不足和公共资源扭曲。本文利用2004—2018年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ICT)的相关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重点探讨了不同财税激励政策影响下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变化。实证结果表明: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助与税收优惠分别对此过程产生了促进和抑制作用;财税政策组合的合理配置能够触发彼此间的激励协同效应,即在研发补助强度适中的前提下,税收优惠能够转而增强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的相关激励理论,也为政府合理利用财税政策保障相关基础研究合作进程提供了思路和科学依据。     

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发展沿革及特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对1978—2012年间我国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按照不同时期政策的特点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并从政策发布年度、激励对象、激励税种、激励方式、激励环节等5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在明晰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发展沿革的同时指出其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以所得税为主的激励政策与我国税制结构不相适应;激励政策的作用主体存在一定局限性;激励方式侧重直接优惠;激励环节相对滞后;激励力度较小。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价格管制、战略性创新激励与创新药市场绩效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竞争市场中,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和创新药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价格管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价格管制能够引导企业的创新投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合理匹配,可实现制药企业、医疗机构、患者、医保机构和政府的"多赢";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投入进行双向调节,引导其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进而提高制药企业的利润和社会总福利;当管制价格高于社会最优的管制价格时,提高医保福利水平和降低管制价格均会削弱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们是否需要一种“需求侧创新政策”——来自“先进”国家的经验

OECD《需求侧创新政策》报告的发布,引起了我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留下了如何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政策难题。通过回溯需求侧创新政策及其代表性政策工具创新型公共采购的学术渊源,本文指出:对需求的不同理解、把握和反应能力从理论上构成了"先进"国家对该政策认知和实践迥异的原因。进而在样本有限的情况下,借助MVQAP方法实证了这种知行之间的张力并揭示了其背后所可能存在的"理性"。进而在回顾主要政策企业家埃德勒(Jakob Edler)博士政策倡导工作的基础上,澄清欧盟国家推行"万灵药"式需求侧创新政策的核心,在于为探索不同于美国式/技术推动型线性创新模型的发展道路提供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还市场更大的空间去通过自身界定需求,以及重拾发现和解决创新激励与扩散问题的自信,才是真正需要我国学习的"最佳实践"和当务之急。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何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扶持性”政策和“门槛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扶持性”和“门槛性”政策都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就单个政策而言,“门槛性”政策比“扶持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但两种政策的创新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其政策协同比单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更大。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扶持性”政策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等资源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门槛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两类政策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存在企业和地区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类型)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以持续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专利政策目标的一元化

 专利政策目标的三元论或二元论导致价值分裂和政策目标不统一,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专利权既不是自然权利,也不是人权,专利权保护本身只具有工具价值。现代专利理论认为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激励创新而不是激励发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创新,因此专利政策应当以“激励创新”作为惟一目标。考虑到专利政策的国际格局,我国专利制度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激励本国创新”,专利授权、确权政策和司法政策都应与此目标相符。     

“两型社会”视域下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政策模型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通过政策模型分析法,可以发现政策中的问题,探求政策创新的路径和策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城市低碳发展激励政策的模型分析,应当以创新与扩散模型为基础,同时考虑政策系统中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等因素。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政策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对城市圈政府及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的激励方面有所创新。     

科技创新与税收激励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与税收激励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在探讨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对科技创新激励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改进建议。     

论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效应——需求拉动,还是供给推动?

产业技术政策是避免创新活动市场失灵、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将产业技术政策分为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种类型,以2005-2014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采用差分内差分方法考察了不同导向型产业技术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总体上,单一导向型政策仅对一种创新产出带来促进作用,需求导向型政策有利于工艺创新,供给导向性政策有利于产品创新;(2)高强度政策下,两类导向型政策均能有效地促进产品创新,对工艺创新则没有显著影响;(3)不同导向型政策的时效性存在一定差别,其中供给导向型政策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以显现;(4)政策驱动机制检验显示,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强度发挥作用。因此,在实施产业技术政策的过程中,应注重需求导向型和供给导向型政策的结合使用,并持续加强以研发补贴为主要形式的供给导向型政策的投入力度,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实践及路径选择

总结近年来我国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探索与实践,已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和完善、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以及在操作层面上的引才、助才和荐才等政策措施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仍存在着投入力度不足、合力推动需求与离散的管理体制矛盾、缺乏激励创新及政策的长效机制等问题。提出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优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注重对科技人员综合激励等路径选择的策略建议。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广东省科技创新人才开发政策研究

从科技创新人才开发过程的角度,结合创新政策工具、技术生命周期构建三维分析框架,以广东省2008—2016年间出台的96项涉及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已颁布的有关科技创新人才开发政策以规范性和约束性政策为主,可操作性政策相对缺乏;重视人才激励、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对人才评价、人才流动和人才保障的关注度不够;重视使用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较少使用需求型政策工具;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的技术生命周期中的分布较为均衡。结合创新政策工具、技术生命周期提出优化科技创新人才开发的建议。     

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工具特征、话语转向及演进逻辑

本文将科技成果转化激励作为研究议题,以中国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的502份政策(2006—2022年)为分析对象,以三维政策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内容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两条进路总结政策的基本工具应用特征、阶段性话语转向及演变逻辑。研究发现,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工具的总体应用特征在单一和复合维度之下存在差异性和结构性,可将2006—2022年激励政策大致分为激励成效落实期、激励重点突破期和激励体系协同期,不同时期的政策话语有所转变,在激励目标、激励工具、激励对象和激励效度上具有鲜明的动态规律,而地方政策吸纳与政策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政策激励的价值温度与政府注意力变化这三对互动关系是推动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