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及其启示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论已出现了五次大转向: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论已从19世纪中叶的"文学理论"演变成为20世纪中叶的"批评理论",进而在本世纪初蜕变成为"品评天下"的"理论",出现了高度哲学化和去文学化的倾向。西方文论的历史蜕变是西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时,应吸取西方文论历史蜕变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走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论创新之路。     

中国古代文论的人学叙述策略

特殊的文化语境、气化哲学的形上意蕴、生命悲悯情怀以及士人意识的突显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以生命为核心范式的人学叙述策略。这种人学叙述策略以生命叙述为核心范式,在体系建构中突出人学旨归,并将人文旨趣历史相传。对中国古代文论人学叙述策略的思考或许能为其在当下视域中的现代转型以及自身意义的彰显找到可以选择的路径。     

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文论他国化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严重西化甚至失语的危机时刻,如何利用他国化的规律,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借鉴王国维、钱钟书等前辈以中融西、激发文论新质的宝贵经验,当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清晰地认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根据需要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文化过滤和创造性误读;以我为主对西方文论加以创造性地吸收。     

不安于成,百尺竿头再进——评赵炎秋教授《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

赵炎秋教授的新著《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探索了对西方文化的合理研究和利用的方式,为新世纪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式。深刻的理性洞察、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鲜活的发展眼光是这本著作最突出的特点。著作的出版,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有指引道路的作用,对于西方文论与文学的学科建设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传统的西方言说——论周作人“人学”思想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散文创作的思想基础。西方“人学”观念以翻译形式进入中国,脱离原来的文化语境后,便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众多的研究者都将周作人提倡的“人学”定位于对西方“人学”的回应。但在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中谈论西方“人学”,必定会是一种中国式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文论中的“人学”问题研究述评

目前对20世纪80年代"人学"问题的研究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80年代"人学"问题讨论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二是文论史、学术史中"人学"问题的研究;三是文论家、美学家个案中"人学"思想的研究;四是思想史对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研究80年代文论中的"人学"问题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新启蒙"的思路,一条是解构"新启蒙"的思路。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性"观念检讨

“文学性”观念自西方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样一种无根状态的文学性观念无法摆脱本土的人学困境,与现代汉语语境形成悖论。对于西方文学性话语不加反省地接受所导致的迷失,应该引以为鉴。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

几十年以来,西方文论多用于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出现了"失语"的状态。从文化解读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活力显然不足,怎样增进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主题。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对语言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以实现两者间的进一步融合沟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间的对话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取向及其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7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文化批评已经逐渐成为核心，西马文论的这一文化转向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崛起关系密切。西马文论的文化取向不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丰富了西马文论的内涵，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具活力，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     

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童庆炳与当代中国文化诗学研究

文化诗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文论界兴起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种文论模式和批评方法,近年来,文化诗学研究在国内外文论界日渐形成学术高潮.文化诗学作为我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理论创新形态,是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显示出学术开拓性、前沿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文化规则比较

中西方文论的具体社会存在形态是话语。由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中西方文论话语有着不同的话语方式和话语规则。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以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为基础,遵循“无中生有”的文化规则,形成了深幽渺远的话语空间;西方文论的话语则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遵循“有中生有”的文化规则,突出体现其密实精准的特性。认识两种文论话语的差异性,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论的精髓。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融汇西方文论来深化和拓展中国文论的内涵和话语,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具有助益意义。     

试论中国文论创新

中华文化宏大广博,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主流地位,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文化首次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相应地,中国文论也受到西方文论话语的渗入,此后便一直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作为文艺理论的正统。在西方文论华丽外衣的掩盖下,20世纪中国文论实质是色厉内荏。治愈中国"文论失语症"已成为实现中国文论独立创新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概述,阐述对中国文论创新的思考,以期未来能真正实现中国文论创新。     

中国文论对现实主义的文化过滤

中国传统文论中存在的对真实性、写实手法的推崇以及社会关怀的精神与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特质之间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以此作为内在文化根基与认同基础,研究西方现实主义对我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探寻创造性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发现中国新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难以容身：女同性恋文论中国行

女同性恋文论是当代西方文论中一股活跃而激进的力量,它从女权主义文论中孕育、发展并分化出来,最终融入“怪异恋”文论。女同性恋文论实质上是借文学而谈性别政治,其主要理论架构依托于女同性恋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框架,忽视文学内部规律研究,难以吸引国内学界的目光。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同性恋不能允许,异性恋也长期饱受压抑,中国文论传统的价值支点是忠君爱国,女同性恋文论反对异性恋的性政治价值取向,很难与之对接。女同性恋文论在中国备受冷遇的境遇,凸现了中国文论在面对西方文论挑战时的主体性与选择性。研究在中国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对于还原中西文论双向互动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推动未来中西文论关系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其植根于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深入开掘与承继这种精神价值传统是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根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落实于本土精神与现代(西方)方法的兼容,并最终完成中国现代文论的真正建构。     

从“中国文化佛教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佛教化",隋唐以后,通过强化传统文化根本、文化对话与融合,实现了"佛教文化中国化"。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化",借鉴隋唐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异质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就能实现从"中国文化西方化"到"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转折。在文学理论建设上,也能实现从"中国文论西方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转折,从而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     

文化:是西方霸权抑或是东方神话

为着走出西方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我们必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事实上,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对于艺术表现说,对于艺术直觉,现代西方艺术一些比较盛行的文艺思潮和艺术观念,在我国古代文论和创作中均已初具雏形,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在源本上是荒谬的。     

中国古代民族文论逻辑体系的建构——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不断积累和沉淀,所形成的古代民族文论内容非常丰富、博大精深。中国古代民族文论即为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论,在此之后不断引入西方文论观念。经过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论同西方理性主义文论间的差异性逐渐凸显出来。由于文论的理论体系同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也必然离不开古代哲学,但是在哲学领域中也同样存在体系性的重要问题。     

西方文论语境下日本近代文论的转换与回归

纵观日本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如果说日本古代文论的起源和发展深深烙上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印记,那么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文论则是在西方文论的语境下产生发展,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完成演进和转换,并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文化精神中实现调整和回归的。     

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转型之原因

20世纪是西方文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元文论的碰撞、交融、转型等成为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哲学与美学思潮、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几个方面探究其对文论变革的影响,以期在当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借鉴西方文论变革中富有意义的成分来发展本土文论,丰富我国文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