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     

“十七年文学”教学改革杂谈

该文立足于教学一线工作,从不同的视角,科学地阐述了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十七年文学"的积极性,做好"十七年文学"的教学工作,全面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脉络。     

文学政治化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统帅下经历了“三起三落”,涉爱小说命运坎坷,但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百花时代”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爱情书写的春天。“十七年”小说难以找寻纯粹的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点缀。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十七年文学”——新古典主义的成熟

陈美兰在其发表于《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的文章《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中,对“十七年文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她认为,与五四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十七年文     

“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

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作家从对创作素材的加工,到对作品的修改以及作家的写作活动本身,都被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使得作品的意义走向得到可靠的保障。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家庭”问题研究

由于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身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首先，它的现实存在被历史影像遮蔽了．个体将因为其根据家庭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一定的现实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现实状态又会被集体按照与其历史面貌所不同的方向加以改造．其次，家庭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生产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别被忽略不计。再次，个体挣扎并脱离它的行为在集体的背景下合法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分家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常”与“变”——《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比较论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代表的"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冲突模式、婚恋书写和重新解读三个方面既呈现出类同化的"常",又潜藏着个人化的"变"。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的深入,它们的解读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必将会在精细的阅读和深入的挖掘中获得重新定位。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受到重视原因探析

对“十七年文学”从不同角度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十七年文学”在当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中国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心态有关。部分理论研究工作者已放弃对西方文化价值立场的过份认同，转而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的东西正好契合了研究者的这种追求。“十七年文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还与“十七年文学”在当时拥有的读者群广大，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有关。     

“十七年”满族作家文学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十七年"间的满族文学,清晰地带有历史的制约痕迹。业已显示出创作实力的满族知名作家们,囿于当时独尚一尊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刚性原则,只能走在题材选择十分逼仄的道路上。百部并腔绝唱寡,只有老舍,利用有限时机,以个性书写向文艺界清规戒律发起衅战,完成了话剧《茶馆》与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成了满族文学在该过程绝无仅有的独特"族性"书写。回忆起"十七年"的满族文学,人们不能不说,真正做到了在民族文学本质意义上丰沛书写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假若没有老舍的话,满族文学在该过程中特有的"族性"书写,几乎要交白卷。     

“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纯文学理论的引入,鲁迅的＂文学自觉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和被接受的,但纯文学的理论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相符,致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强调＂文学自觉＂中＂文学＂的概念,而对＂文学＂理解的多样性使得＂文学自觉＂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文学自觉说＂研究的误区在于混淆了文学史意义上＂文学＂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以至于在＂文学自觉＂的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发表文章，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由此在文学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历时约两年的关于“现代文学”性质的讨论，随着思想文化界现代性反思的全面展开，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讨论也发展为对“文学现代性”进行质疑和反思，同时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发展论的文学史观梳理与质疑

发展论是源自西方一般历史学的一个根本性文学史观念。建基于此,有两种文学史范式:历史主义的文学史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前者将文学史叙写为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由简单而复杂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后者将文学史演绎为一个关于文学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历史逻辑。两者皆放逐了文学的审美本体及其个性与丰富性,使文学史变成了一种苍白的文学知识谱系。要重写中国文学史,就必须首先走出发展论的文学史观,在回返中国历史文化原点中找到新的文学史观。     

"十七年"文学性别神话批判

十七年文学是阶级与政治泛滥、性别有意识解构的“父”性政治特权时期,也是男性“文学父权”神话之笔蔓延、创造隐喻意味及传统意象的特殊阶段。阶级和性别的结合,并非证明性别比阶级更具特权性,只是对传统神话的分析批判多了一层视域。     

文学史的定位与写作——兼评《英国文学简史》

一部好的文学史需要在内容上兼顾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内在要求,才能合理地反映文学演变的真实面目。在这种定位的基础上,还需要正确地把握历史叙述和文学评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英国文学简史》成功地处理了上述问题,在历史的叙述中阐明了文学史的意义。在写作上,它也不失文学语言的特色。是一部出色的文学史作品。     

论“文宗”的内涵演变和文学史意义

＂文宗＂是一个尊称,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它是作家批评用语,文学史叙述与评价的术语。＂文宗＂有当代评价和异代评价之别,其文学史意义为：当代评价受社会学因素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景观;异代评价,是历史的评价,是文学史认识过程。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对"十七年文学"教学的再思考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无法回避的。文章结合当前的文化语境对“十七年”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思考,从思潮、作家、作品三方面探讨教学的可能性,以使“十七年”文学教学既能摆脱以往的政治史模式,以审美、客观的态度去观照“十七年”;又兼顾其特殊的历史环境。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

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展现了深具特色的世界文学观:有"排中"的世界文学史,也有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后者更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后一类世界文学史著述中,"中国文学"的位置有多种体现方式。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通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