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挣与重构:文风转型期茶陵派艺术精神

论题:茶陵派研究 答辩通过日期:2003年5月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以成化、弘治年间的茶陵派为研究对象。明代台阁体文学发展到正统年间,渐趋式微,当时文坛不少作家对其文风进行了批驳和纠正。以李东阳为宗主的茶陵派在此文学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创作和理论引导文学时尚,盛行一时。茶陵派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衔接“台阁体”和“前七子”的过渡流派,担纲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对台阁体“啴缓冗沓”诗风纠偏起衰的同时,又为“前七子”的复古理论奠定了基础,扮演了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李东阳与台阁体

李东阳从内容、功能、艺术风貌、文体分类等层面,较为全面、客观地探讨了台阁体的文体特征.李东阳对“三杨”台阁体推崇有加,既有沿袭,又有革新,且前者有甚于后者.就革新方面言之,李东阳引山林体文风入台阁体,试图调和二者,以纠台阁体末流之弊,虽收到一定效果,但最终未能挽救其覆亡之运.尽管如此,李东阳改革文风的发轫之功,仍不可磨灭.     

明代的台阁雅集与怡老诗社

台阁体、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有着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馆阁之臣之文人结社的风气带入禁林，促进了宫廷中宴游雅会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比如怡老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的盛行密切相关－－怡老唱和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这实际上反映了台阁体影响的深广，也说明明代文坛在台阁雅集盛行时期存在庙堂与山林一体化的趋势。     

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

明初台阁体学向明中叶复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荼陵派在此期间担当了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扮演了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对李东阳及荼陵派的研究由冷趋热，从李东阳生平及作版本，茶陵派组成成员，茶陵派学创作，茶陵派学理论，李东阳书法风格，茶陵派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方面对茶陵派进行了探讨。     

杨士奇与明初台阁体研究述评

明初台阁体是研究明代文学史不可越过的一段,学术界对台阁体名称的由来、馆阁体与台阁体、台阁体的形成原因与存在时间、创作内容和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研究者对台阁体总体上持批评态度,普遍认为台阁体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以粉饰太平为功用,文风雍容典雅,并无太多可取之处.亦有研究者注意到台阁体在雍容气象下掩盖着“天趣之真”.台阁体的形成与明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台阁体应该具体分析,不应轻作论断.     

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诗有"诗史"之称,杜甫的生活时代背景和他的个人性格及遭遇使他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本文总结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其讲述事实,反映现实,寄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此外在他诗歌中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贯穿始终的特点也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精神。     

论“台阁体”、“馆阁体”书法对当代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启示作用

由于政治的需要和皇家风气的影响,明清两朝产生了一种以秀润婉丽、工整精细为艺术风格的"台阁体"、"馆阁体"书法。在这两种书风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的书法都呈现出笔画规矩、章法整齐、结体工整的风格。这种书写要求,非常适合当下初学书法的中小学生。本文从"台阁体"、"馆阁体"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其特点入手,以期对当下中小学书法教育产生启示作用。     

论李东阳《竹枝歌》的艺术特色

人们对李东阳的研究主要侧重其诗歌理论及其散文，很少关注其诗歌的内容，尤其是缺乏对其《竹枝歌》的重视。他在湖南写的20首《竹枝歌》，突破了当时台阁体独霸诗坛的格局。不落时俗，另辟蹊径，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湖南的人文景观及民俗风情，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其《竹枝歌》也实践了李东阳提倡主情，力主自然的诗学主张，从而也就形成了李东阳《竹枝歌》独特的艺术特色：     

关于“新现实主义”的沉思

新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是当今文坛倍受关注的文学现象 ,本文旨在从文学实践出发 ,在历史的流变中分析“新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和不足 ,并对其创作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前者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时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诗性的文论呼唤诗意的教学

《古代论》课的教学一直是大学中系课程教学工作中的难点。从教学主体角度看．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教学认识上的偏差和教学方法上的失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紧扣古代论的特点．把古代论当学作品来悟读、来组织教学。     

雅人深致

成熟、个性鲜明、有品位、审美情趣较高是成功男士的追求目标。时尚大牌的设计师们从意蕴精深的中国元素中汲取灵感,     

诗歌翻译:诗形、诗味、诗魂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原因就在于汉语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诗歌翻译不能无视诗性汉语的特点。在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字及其诗歌进行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以普遍的翻译标准衡量性质完全不同的诗歌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本文还论述了诗歌翻译的实践性不仅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更需要灵活性。     

感情的缺位与诗性的迷失——与大跃进民歌的艺术告别

大跃进民歌当年盛况空前,对之评价奇高。今天虽成为文学史反思的一个热点,但一般都是从政治视角而下的文学判词。本文从大跃进民歌中的爱情诗、文学的想象力、夸张手法的运用几个方面,说明它是因感情的缺位而导致了诗性的迷失,并从“诗缘情”的诗歌美学特征上与大跃进民歌作出一种艺术的告别。     

马利坦诗学中的诗性经验和诗性意义

马利坦的“诗性经验”是精神前意识中的一种非概念化认识状态 ,由诗性直觉的直接效力传达到作品中便是作品的诗性意义。他从诗性直觉与诗性经验的两阶段推导出灵感内在于精神的实质 ,从诗性意义出发认识诗的朦胧性 ,从作者、作品、读者三方面入思探讨诗性意义 ,这些都颇具启发性     

陶行知的诗歌理论和诗歌语言实践

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在陶行知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寄托着诗人开启民智的伟大理想,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通过对陶行知诗歌的归纳和分析,明确了陶行知秉持教育性、战斗性、大众性的诗歌创作理论;同时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揭示了陶行知诗歌语言的原生性和艺术性的特质。     

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哲学视域中的斯蒂文斯诗歌

康德哲学、存在主义思潮以及荷尔德林诗歌的影响是华莱士.斯蒂文斯诗歌呈现出海德格尔美学特色的原因,斯蒂文斯的存在、语言、家园观都与后者的美学有着相通性,而前者的诗歌对于后者的沉沦、虚无、向死生存也有着自己特色的演绎。     

论《小草斋诗话》的诗学观

谢肇淛是晚明闽籍著名学者,晚年所著《小草斋诗话》集中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他诗宗盛唐,推尊性情;创作上主张不废法度,由学入悟,追求婉逸清远的诗境;大力推扬闽诗派风雅传统.其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融通特点及地域色彩.     

“朦胧后”诗派的诗歌语言考察

“朦胧后”诗派诗人们有很自觉的诗歌语言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实验展示了雅克布森所说的诗性语言的功能，他们的探索是对艺术语言表现能力的探索，但其创作实验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三个谬误：1、能指泛化，2、语言粗鄙，3、残缺，扭曲，滥用空白等极端行为。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个诗派存在价值的怀疑，尽管这批诗人们时时有独到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