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犯罪双罚制

我国的单位犯罪双罚制在适用中存在着刑罚起刑点过高,对单位犯罪司法量刑不一和以罚代刑、重罪轻判问题。单位犯罪处罚区别原则是现行双罚制弊端产生的根源。我国立法应适当降低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的起刑点,执法中合理适用法定分担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以单位为主体,完善各级监督预防机制。     

单位犯罪刑罚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在理论上单位犯罪应该是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犯罪形式，但是我国的刑法就单位犯罪刑罚适用方面并没有做出与单位犯罪相适应的特别的规定，处罚单位犯罪时只能适用自然人犯罪的相关规定，这显然是不利于更好地预防和惩罚单位犯罪。本文从单位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实体问题、处罚原则和程序问题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能够推动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进程，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参考。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     

实体完善与程序改革: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双重分析

“执行难”是当前困扰中国司法的一大顽症 ,而“执行难”的解决需要采取刑事手段即依法追究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刑事责任。本文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实体规定和程序适用进行双重分析 :在实体方面 ,指出了刑法规定的不足 ,建议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至单位 ,犯罪对象至与裁判有同等效力的法院调解书等各种实体性处理决定 ,以强力解决单位“执行难”和充分维护司法处理的权威 ;在程序方面基于该罪发生范围的特殊性 ,针对刑诉法规定的不足 ,提出了应在刑诉立法中明确拒执罪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程序、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也可单独适用的立法建议     

实体完善与程序改革: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双重分析

“执行难”是当前困扰中国司法的一大顽症，而“执行难”的解决需要采取刑事手段即依法追究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刑事责任。本文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实体规定和程序适用进行双重分析：在实体方面，指出了刑法规定的不足，建议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至单位，犯罪对象至与裁判有同等效力的法院调解书等各种实体性处理决定，以强力解决单位“执行难”和充分维护司法处理的权威；在程序方面基于该罪发生范围的特殊性，针对刑诉法规定的不足，提出了应在刑诉立法中明确拒执罪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程序、公诉程序和自诉程序也可单独适用的立法建议。     

台湾地区水污染行为入罪化介述

台湾地区将水污染解释为因人为活动,排出各种有害物质,且过量介入各种水体而损害相关权益的公害现象,因而水污染环境公害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以存在个人的受到损害为处罚根据,而是视之为公共危险罪的类型,强调的是对环境生态法益保护。台湾地区对于水污染犯罪的制裁方式,采用的是增修"刑法"中的公共危险罪,但仍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将行政刑罚规定于个别环境行政法中。大陆地区水污染刑事宜采取基本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列模式,明确环境生态法益为犯罪客体,并以危险犯的模式规制水资源污染行为,同时适当加重刑罚的力度。     

计算机犯罪及其对我国刑法的挑战

我国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犯罪主体、刑罚制裁、刑事管辖权等立法滞后。我国刑法典应修改 :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的罪名 ,降低犯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 ,增加单位计算机犯罪的规定 ,完善计算机犯罪的刑罚制度 ,拓展刑法管辖领域     

论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轻刑化

老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未明确规定。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犯罪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大,所以对他们的处罚要慎行。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区分不同年龄段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8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不适用财产刑,对老年人扩大缓刑适用等等。中国己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应从刑罚处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老年犯罪人自身的生理、心理出发,全面检讨我国现行刑法在老年人犯罪责任规定上的缺位,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老年人刑罚的轻刑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的立法完善

罚金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有助于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其特殊性在于可以将其用于环境修复,使因环境犯罪行为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修复。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关于罚金刑在数额的规定方式上、刑罚的适用方式上以及数额确定上未区分犯罪故意与过失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司法机关对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存在困难。为此,有必要通过确立环境犯罪罚金刑数额规定方式,确定相应的标准,增加易科罚金制作为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并且对于环境犯罪罚金刑数额的适用以故意与过失为基础,予以完善。     

人工智能犯罪的问责主体探究及刑法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正徐徐到来,涉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也给我国刑法带来巨大的现实挑战,但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犯罪的工具,并不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特征。做好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应对预案,可以从人工智能损害下刑事责任的正确分配、刑罚处罚方式的适当扩充、司法解释的跟进以及立法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刑法规制。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析与立法建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制定以来，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立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有悖现代刑法理念，制约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加以完善。     

逃税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方面对偷税罪进行了重大修改。从理论上对偷税罪的危害行为、既遂标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予以解释,以探究立法原意、指导司法实践。     

日本起诉犹豫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检察官在决定是否适用起诉犹豫制度时,不受犯罪轻重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所做出的决定。起诉犹豫制度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对比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暂缓起诉制度,起诉犹豫制度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人身自由、提高诉讼效率、实际效果等方面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犹豫制度和建立相关的配套设施。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用——由许霆取款案引起的思考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不同的应用要求,即在立法实践中要求主要体现出罪刑相适应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求主要体现出责刑相适应.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环境刑法立法完善

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本文通过分析现行立法制度,提出对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做出修改,扩大刑法的环境保护范围,落实环境保护“预防为主”原则,加大刑罚处罚力度,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希望文章能为我国环境刑法理论提供参考。     

聚众淫乱不应规定为犯罪

我国刑法把聚众淫乱行为规定为妨害社会秩序的犯罪,但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特征,司法实践中作为有罪处理的案件很少。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考察,聚众淫乱罪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是否背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法学界予以理性的回答。     

论国家过错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国家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肩负着打击犯罪的职责;同时,国家在具体犯罪事件中又可能负有一定过错,直接引发了他人的犯罪。国家过错引发他人犯罪,应当根据国家过错的大小豁免加害人的罪行或部分刑事责任,这种豁免符合责任分担的法律原理,符合国家打击犯罪的主体身份,也符合刑罚的目的。     

对我国刑法第133条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罪状的叙述上过于简单,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和处理的司法解释存在缺陷,使得在司法实务中难予准确的认定罪与非罪。从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现状出发,对我国现有立法框架内的交通肇事罪进行思考,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单独设立交通肇事不救助罪,通过对现行刑法第133条的重构达到对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的完善。     

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风险社会下,科技与食品的结合、利益追求的激烈化,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在犯罪构成的主观、主体要件上出现了诸多与传统犯罪不一样的特点,食品安全犯罪的归责陷入困境。增设严格责任主义下的“风险犯”和提倡食品安全犯罪团体责任显得十分必要。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体系上犯罪客体划分混乱、法规衔接不协调造成的司法运作困境又要求我国必须明确食品安全犯罪客体标准,整合食品安全犯罪于同一章节,设立危害食品安全罪。合理使刑罚提前介入,适当扩大食品安全犯罪圈,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食品安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