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杜甫秦州诗中的“薤”

薤在杜甫秦州诗中凡两见,涉及两首诗,一为因致薤而致谢,一为因需求而索薤。那么,薤到底为何物,清代以前的注释或不注、或简注,不甚明了;今人则多认定此薤乃野生之薤,这就完全偏离了方向。结合古代农书、本草类著作及《全唐诗》综合考察,可知杜甫咏及的薤本是秦汉以来中国的常见蔬菜,杜诗中的薤是家植之薤,而不是野生之薤。薤也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养生佳品,唐人重养生,所以薤更是修炼者和隐士的其必备之物。     

杜甫对儒、道两家思想的亲和--论杜甫客居秦州时期思想之特征

杜甫客居秦州期间,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改变了此前对儒家思想的单一固守,表现了对儒、道两家思想的亲和.他不但以儒、道两家思想诠释其归隐行为,而且开始以道家思想评论时人和古人.他以草野之人的身份行忧国忧民之举,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从杜甫在秦州的"药生活"看杜甫与中草药之关系

杜甫一生曾经种药、采药、晒药甚至卖药,如此“药生活”是杜甫在秦州期间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杜甫体弱多病,草药常常是他的养生之资;杜甫一生困顿,草药时为他的生活之资;杜甫热爱自然,草药也是他诗歌意象的一个重要资源;杜甫深具儒家爱物济民的思想,他喜爱草药是因为草药为仁者之物。杜甫面对草药时的心态主要是审美的而不是经济的。草药在杜甫笔下更多的是诗人精神生活的一个表现物,是他内心深处道家隐逸意趣与儒家仁爱思想结合而成的一种象征性寄托。     

管窥杜甫秦州五律的艺术特色

杜甫寓居秦州时期,为其五律创作的高峰期,该时期的五律在艺术特色上有几点很值得关注:即对仗形式的多样,入韵首句的突起,结篇的“十字句法”,“四一”句式的运用,“一”字的反复使用,特殊地名的借用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杜甫对于五律艺术形式和技巧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为其后在五律艺术上达到造极之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甫秦州诗丛谈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大诗人杜甫先后流寓秦州、成州,创作诗歌一百一十多首,数量多,艺术价值高,在为后世留下丰富文学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如杜甫辞官西行的原因,在秦州及同谷流寓的情形,交游者赞公、杜佐等人的身份,流寓路线等等,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诗史互证,综合考述,实属必要。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杜甫西来秦州是因为罢官加关辅饥乱使然;南下同谷的主因不是秦州贫寒,而是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杜甫和赞公交游的地点只能在秦州而非同谷;杜甫西来秦州、南下同谷走的都是当时的官方驿道;"陇右诗"称"秦州诗"更符合实际情形等。     

杜甫选择秦州寓居的体质原因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七月携眷来到秦州。诗人选择秦州寓居的原因,除投亲靠友外,尚与自己的体质有关。杜甫属于畏热体质,他要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作为落脚之处,以使自己的畏热体质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秦州气候凉爽,因而成为杜甫西行的首选之地。     

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

杜甫的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白话讽喻诗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应是杜甫对王梵志诗歌的有意模仿.结合王维诗歌中的"梵志体"题注,再以杜诗为佐证,可以判定王梵志应生活在初唐时期,其白话诗对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少陵弃官之秦"探因--关于杜甫弃官流寓秦州的补充意见

唐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由华州到秦州,其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开篇句中已经明确无误地道出了他西行的缘由"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满目悲生事"是导致诗人"弃官"的原因;"因人"则是诗人选择"西行"和"之秦"的缘由."因人"中的"人"有三层含义,但其重点是"神恋"中的挚友李白.     

刘雁翔《杜甫秦州诗别解》一书出版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刘雁翔教授撰写的《杜甫秦州诗别解》一书于2012年12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唐乾元二年(759年)诗圣杜甫流寓秦州(甘肃天水市)所作113首诗作的注解之书。按内容性质分为七辑:第一辑秦州杂诗之什(20首)、第二辑遣兴之什(15首)、第三辑交游之     

守正创新,别开生面——评刘雁翔《杜甫秦州诗别解》

近年来,杜甫秦州诗研究领域成果不断。已出版的专著,就有李济阻等的《杜甫陇右诗注析》、[1]高天佑的《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2]卜进善的《杜甫在陇右》、[3]天水杜甫研究会编的《杜甫陇右诗注译与评析》、[4]刘雁翔的《杜甫秦州诗别解》[5]等几部。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刘雁翔教授煌煌五十万言,详注详解杜甫首秦州诗的《杜甫秦州诗     

论隋唐时期的秦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甘肃天水市被称为秦州,其治城是陇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政治、交通、文化中心。隋唐300多年历史中,在秦州先后建置有秦州总管府、秦州都督府、秦成两州经略使司、天雄军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秦州因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成为隋唐中央政府经略陇右东南部地区的桥头堡,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陇右杜甫草堂考

存在于今天水、陇南地区的杜甫草堂遗迹共有九处,其中"秦州五草堂"包括东柯草堂、城北草堂、西枝草堂、南郭草堂和社棠草堂,"成州草堂"包括同谷草堂、仇池草堂、粟亭草堂和木兰草堂.     

帝王之悲:从诗中之菊探唐太宗的内心之情结

李世民的诗存世不少,其中带“菊”字的也有十几首。在这十几首诗中,有纯粹的游山玩水的享乐之作,但更多的诗作表现出的是从内心散发出的那种真实的悲伤之感。一个生于富贵之家、从小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地长大的贵族,一个武功卓越、同父兄一起共创江山的功臣,一个后宫佳丽无数、儿孙满堂的男子,一个政绩杰出、后世称颂的伟大帝王,他的悲是从何而来呢?究竟诗中暗藏的悲哀与发生在唐太宗身上的一系列家庭、亲情的悲剧惨案之间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在这里将探讨这种悲伤的来源。     

论杜甫的谏臣意识

杜甫忠君似乎是自宋以来人们的共识。但杜甫并非那种“一饭不忘君”的愚忠之辈,他秉承先儒的“君子”理想,把“道”作为君臣关系的基点,以“道”评君,以“道”讽君,以“道”行己。在杜甫的创作和生活中,君道和臣道把握得较准确。他的忧国忧君,实则忧道忧民。所以杜甫并非“一饭不忘君”,而是“一饭不忘民”,他是以君子之道,行直臣之忠,尽谏臣之职     

论杜甫绝句的创新

杜甫的绝句扩大了盛唐绝句的题材范围，发展了“变体”，且大量采用议论、方言俚语、重言迭字入诗，创造出一种情思深沉、声调拗峭、语言朴素，适宜反映乱世心声并与其沉郁风格相一致的崭新绝句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冷艳、凄美的旋律——论川端康成部分作品中的悲与美

川端康成的作品大都以虚幻、哀愁和颓废为基调,折射出空虚的审美心理,创造出空灵的艺术境界,展示出纯真的感伤美,悲哀的虚无美,颓废的终极美,使作品充溢着悲伤与优美的意境,冷艳与凄美的旋律。     

杜甫诗歌中的蒙太奇

作为电影语言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太奇手法,在杜甫诗歌中多有凸现,在他的代表作“三吏”、“三别”中的许多诗句都可看作声、画俱佳的蒙太奇手法的应用。     

论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杜甫、杜诗有着不同的认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杜诗之所以无用而存,在于其精,在于其内涵丰富、形式精致,有精神价值。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认为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这是毛泽东对杜诗所具有的人民性的充分肯定,也是杜诗的最大价值之所在。毛泽东对杜诗非常熟悉,常常借用、化用、引用杜诗,描景状物,写情书怀,说明问题。     

论杜甫的道家、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在杜甫的思想中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但从其具体诗文的实际出发,可以发现道家及道教在杜甫思想结构中仍具有一定的地位,最显著的当是其对适性的认可与强调,这在其诗文往往表现为自然任运的意趣、随性而行的"兴"和自我真性的"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与贺知章、李白等道士或道教信徒的交往,同样也反映了其对道家及道教的信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