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知识形态中的主义之争

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方式。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本质主义体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本质主义表现在重建非经典化知识、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建构主义指涉文艺学知识“场域”、“关系主义”等。文艺学知识建构中多元思维应该形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关系,时刻保持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文艺学反本质主义:是什么与为什么——关于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论争的理论反思

在文艺学界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论争中,学者们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本文对其中一些理论命题与基本观点加以了梳理、辨析,并对这场论争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反本质主义理论思潮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反本质主义究竟是什么与为什么?应当如何认识这场论争的意义?总的来看,这场论争是与传统文艺学在"后文学"时代遇到的困境和挑战有关,与文艺学界在这种挑战面前努力寻求突破的理论焦虑有关,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转型重建的价值选择有关。     

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下）

反本质主义及其引发的＂后现代思潮＂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思想里程以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日益显露,身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哲学面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其加以扬弃,即在其营造的＂多元普遍主义＂格局中,既怀有普遍性理想,又不固守排他性立场,以此才能对现代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作准确把握。     

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上）

反本质主义及其引发的“后现代思潮”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思想里程以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日益显露,身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哲学面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其加以扬弃,即在其营造的“多元普遍主义”格局中,既怀有普遍性理想,又不固守排他性立场,以此才能对现代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作准确把握。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

本质主义是一种信仰本质存在并致力于本质追求与表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包括那些相互冲突的哲学流派共同信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本质主义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逐渐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实体信仰、本质信念或假定、符合论的语言观以及本质主义的目的假设及其引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后果上。从反本质主义角度看,本质主义在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本质主义,树立新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走上新的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路。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在哲学逻辑中，关于单一指称这个涉及语义性质的问题曾被广泛地讨论^[1]。作为讨论的结果，持不同意见者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本文从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已有研究出发，重新思考指称的本质，并尝试着给出作者本人对指称本质的理解。     

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

南帆、王一川、陶东风推出的三种文学理论教材,构成了新世纪文艺学的一个事件.对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只解构不建构"、有"虚无主义"之嫌的批评是不合事实的.他们的建构分别选择了关系主义、本土主义、整合主义的理论路向.不但与本质主义自觉区隔,而且提供了建构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经验和可能性.评价他们各自的得失将有益于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文艺学的未来发展.     

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发祥于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和本质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究竟有何解不开的理论宿怨?本丈从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要点及认识方法入手,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进行评说,希望有益于问题的廓清.     

也论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近些年来,教育学研究中发生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激烈论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二者的本质属性。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属于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而反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属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二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的研究中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同根共生",共同担负着丰富和完善教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职责,二者并存有利于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做出对教育价值的正确评判。     

Forms of Knowledge in Art Education and the Corollary of Authenticity in th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of Such Forms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y art education after modernism needs to engage with and assess two forms of knowledge. It distinguishes procedural knowledge or ‘knowing how’ from declarative knowledge or ‘knowing that’, and argues that current classroom practice and more general thinking in art education in the UK confuses evidence of procedural knowledge with evidence for declarative knowledge. A corollary is that assessment evidence for ‘knowing how’, which is shown or demonstrated, is confused with assessment evidence for ‘knowing that’, which requires spoken or written forms of reporting. This conceptual confusion is currently embedded in the national, flagship examination known as 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taken by students at the age of 16, resulting in that examination requiring evide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art in its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nying the necessity of written or spoken work to reveal such knowledge. The article advocates a Wittgensteinian, socio‐cultural solution to the confusions of current practice.     

论教育理想的三种形态:价值的、知识的和实践的

教育理想之所以是理想而不是空想,就在于它与教育现实联系密切。从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之关联出发,可将教育理想的存在形态分为三种,即价值形态教育理想、知识形态教育理想和实践形态教育理想。     

音乐与文学、绘画、建筑、书法等艺术形式之比较--论音乐较之其他艺术形式的特殊性

一位哲学家把艺术比作一个家族,这个说法耐人寻味.家族内部的各个成员,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其差异之大,有时竟可以达到看起来象是异类的程度.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正与此相似,且音乐是艺术家族中个性(特殊性)最强的一个成员.比较,是把各种事物互相区别开来的良方.本文就采用这个方法,以期通过音乐与其他艺术的比较,使音乐的特殊性明晰地显现出来,易于为人们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