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少女》中的二元对立与人性主题

旅法作家山飒的《围棋少女》通过对战争中男女爱情的描述,对人性进行深度勘探。该小说文本中充盈着各种矛盾、挣扎的二元对立要素,本文选取“生与死”“忠诚与背叛”这两组二元对立要素进行分析,探讨该小说的人性主题。     

《麦家小说自选集》出版

《麦家小说自选集》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套书为麦家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共分为《黑记》《纸飞机》枞军记》《密码》四本。其中既有我们所熟知的“特情”小说,也有表现普通人的卑微、梦想、挣扎和困境的“小人物”系列,     

从"借以言志"到"借以警世"创作倾向的转变——《负情侬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比较研究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始见于明代宋懋澄的文言小说《负情侬传》,同时代作家冯梦龙辑入《情史》,且在其《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初以白话小说敷衍其事。本文主要通过文本的对比分析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补充对作者的创作视角进行深入挖掘,认为从《负情侬传》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的创作倾向发生了变化:宋懋澄是“借以言志”,冯梦龙是“借以警世”;尽管存在差异,作家不同的创作视角对我们深入理解悲剧发生的原因以及洞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整个晚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消费社会中“大写”的物与“谦卑”的人——试论红日的《报废》

小说《报废》主要展现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在消费文化为背景的时代下人被“物”所役使的一种痛苦与挣扎，但这种挣扎在当下中国更具有讽喻色彩。通过对小说中展现的人与物、人与文化、人与时代关系的分析，指出这部小说所独有的社会认识价值与艺术魅力。     

自我形象的分裂与挣扎——《迟桂花》意义的再探析

小说将“老郁”和“翁则生”两个叙述主体放在一起进行看似矛盾的对话,其实正体现了作家在两种价值观中的痛苦挣扎。同时,“翁则生”这一消沉、颓废的形象恰恰显示了作家独特意义上的积极反抗。《迟桂花》有浓厚的自叙色彩,小说揭示了两个叙述主体的矛盾,以及叙事矛盾里的反抗意识。郁达夫后期的挣扎、反抗、逃避等多重心态均通过《迟桂花》里的两个文本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船长，我们的船长——《船长》教学构思

《船长》是根据维克多·雨果的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改编的。小说中“诺曼底”号船长哈尔威,在遭遇撞船之险时,挺身而出,果断指挥,使船上的乘客全部脱险,自己却与轮船一起沉人了大海。小说塑造了一个忠于职守、处变不惊、恪守做人之道的船长形象,昭示了人类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如何选择的价值取向。     

《云翠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兼及《聊斋志异》与“三言”比较

《云翠仙》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两篇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各有其侧重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从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等几方面对两篇小说进行分析比较,同时对《聊斋志异》、“三言”的优劣也略加探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它们各自的秀色。     

挣扎的声音—伊芙琳·刘短篇小说《碎玻璃》的叙述方位分析

视角描写是小说常见的技巧,而视角与叙述人称结合形成叙述方位,共同参与叙述角度的构建。本文以加拿大华裔英语作家伊芙琳·刘的短篇小说《碎玻璃》为例,分析了小说中的叙述方位,及其对主题构建的意义。在小说中,第三人称与人物视角结合的叙述方位以及第一人称与人物视角结合的叙述方位轮番出场,使小说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得到全面展示,她内心的挣扎轨迹也在“我”与“她”的对话中凸现出来。     

九世纪的中日史志“小说”观念——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小说”为考察核心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著录“小说”42种,通过对这些“小说”书逐一考查,厘清其著录的正讹,并结合中国正史各《艺文志》与《经籍志》中“小说”著录情况,对先后成书的《隋志》、《见在目》、《旧唐志》、《新唐志》等重要史志的相关著录进行类别的比较,探究日本目录学著作中的“小说”观念与中国史志中“小说”观念的关系。《见在目》体现的“小说”观念,较为贴近《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并以此为标准独立发展,而偏离《新唐志》为代表的析“杂传”人“小说”的宋人“小说”观念。     

试论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塑造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的人物群像,侧重表现他们的精神危机,以内向的反省与忏悔对他们的痛苦灵魂进行了深刻追寻。按照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基本上可以分为抗议、疏离、退隐和裂变四种。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都掉进了一座精神与灵魂痛苦的“炼狱”而无法自我解脱,鲁迅的笔触总是紧紧地地集中在对主人公的痛苦灵魂的深刻追寻上。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总体的表现趋向是给我们一种追寻意味。通过对主人公“怪异”行为的抓取,描绘出一幅幅痛苦灵魂挣扎图。     

论郁达夫小说中自我形象的心理内涵

郁达夫从一九二一年创作《银灰龟的死》到一九三五年创作《出奔》止,共有小说四十余篇。①如果从写作手法上来考虑,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直接以“我”(“他”亦是“我”,如《银灰色的死》、《沉论》中的“他”)入小说,除“我”以外,全篇一般没有其它人物,即使有,也是“我”的陪衬。整篇小说都是以“我”的情感变化来作为结构     

《太阳常升起》与“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因此在世界坛上具有很高的学价值。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迷惘青年的心声。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迷失，而是在绝望中挣扎，寻找出路、追求完美，实现个人价值。     

明小说的爱情观——以《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

随着明朝市场经济萌芽的产生,城市日渐繁荣,文学开始更多地向市井审美发展。尤其是明小说,孕育于戏曲演绎,吸收了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市民的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三言”即为明小说的经典之作,以其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个典型文本为例对“三言”中的婚恋模式进行解读,可以一窥在市井文化逐渐兴盛的年代明小说的爱情观。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异类”

“异类”是白先勇小说中一类重要的人物形象。在《台北人》《纽约客》《孽子》三部作品中,白先勇分别从政治、文化、道德角度出发,塑造了流离台北的大陆客、挣扎在文化认同危机漩涡中的海外华人,以及受到社会家庭双重抛弃的同性恋者三类“异类”形象。“异类”形象的诞生既与作家个人经历有关,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但作者所呼吁的以“超越时代的永恒人性”来解决“异类”问题因脱离特定时空背景而难以实现。     

“呼兰河畔”

《祖父》节选自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者萧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一篇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前两章里作者的笔触就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在呼兰小城扫过,寒冷、泥土、灰尘、喧嚣、荒凉、愚昧、轮回、挣扎,     

寻觅那梦中的"海市蜃楼"——《了不起的盖茨比》之美国梦解读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公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最有成就的小说,通过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追求“美国梦”幻灭的原因,揭示了盖茨比在现实和梦想两个世界来回挣扎的过程,展示了其难圆的美国梦的关键在于正与负灵魂的对抗和没有颜色爱情的破碎。     

郁达夫与佐滕春夫

郁达夫曾被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沧》等小说的创作。     

痛苦而绝望挣扎——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

<正> 海明威的《A Fareull to Arms)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顶峰之作。这部小说的标题用了个耐人寻味的“Arms”。“Arm”在英语中一指“武器”,一指“怀抱”。很显然,它使标题具有双重含义:“永别了,武器”,“永别了,女人”。正如这部小说的标题一样,在海明威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两部长篇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中,一直没有离开“战争”和“女人”这两个主题。本文试图从海明威所关注的战争和女人的主题中寻求“迷惘的一代”所经历过的心灵挣扎的痕迹。     

反传统与传统：冯沅君的“爱情”之痛——以冯沅君19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中心

为“五四”文坛贡献了《卷麓》、《春痕》、《劫灰》这三部小说集的新文学女作家冯沅君,在此期小说中重点刻绘了女主人公在亲子之爱与情人之爱之间犹豫、彷徨、挣扎的痛苦情状。女主人公在“爱情”中痛苦挣扎的命运和作者自身因受新思潮的影响而具有的反叛性、因母亲之爱而具有的皈依性之间的冲突正相吻合。这种在反叛与眷恋之间的左右摇摆,拔心不死,正反应了“五四”一代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过渡时期的艰难处境。而从冯沅君的《淘沙》（二）（三）来看,她以自叙传色彩浓厚的方式来抒写自己的“爱情”之痛,乃是一种有着理性认知背景的心然．     

“第二性”的歌哭——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到《野草根》

徐坤的小说始终关注的是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男权社会的遭际和抗争。无论是书写精英知识分子女性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还是关注底层草根女性的《野草根》,作家透过对爱情婚姻的审视,描摹了女性在传统性别秩序中的挣扎、无奈与绝望,在深层的心理与伦理结构中,反思男女两性整体在社会上的位置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