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地方志如何达到“三统一”

方志是以一定的观点和体例,分类反映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及现状的综合性记录,它一般具有区域性、综合性、连续性和资料性等特点。新编方志是一方之百科全书,除上述特点之外还应具有“三新”和“三统一”这两大特征。     

地方志与方志学

地方志,简“方志”。 方志,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目前尚未有准确的定义。按字义讲:方,指方域,方里,志,指记述,“志者记也”。凡记述方里事物主书皆可称“方志”。 明代《武功县志》的主编康海认为:方志是“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以备地方官‘资治’之书”。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全史”。 《辞海》方志条称: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 八十年代开展地方编纂工作时,曾经展开过关于方志性质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更提出:方志是“一方古今总览”、“地区史地综合图书”、“区域性百科全书”、“综     

《寿宁待志》探析

明冯梦龙所修纂的《寿宁待志》创方志修纂的“待志”之体,又具有一定自传性笔记的特点,并于其中提出了自己的方志观,故该志在供后世方志编纂参考、补证它史相关记载之不足、研究寿宁民俗文化史和研究冯梦龙及其思想等方面都具有较高价值。该志的撰写亦存在如对兵事、人物记载过简、个别记载依据传闻等缺陷。     

浅论史、志关系

地方志,简称方志。它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的著述。因记述的内容有很强的区域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史”、“一方之信史”,当代方志学家朱士嘉等称之为“地方百科全书”。正因为如此,方志经由西周(《周礼·地官》)萌芽时期、秦汉(《越绝书》)的雏型时期、隋唐宋元的长足发展时期和明清成熟时期,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仍经久不衰。目前我国文献宝库中尚存     

张俊颖方志思想探析

民国兴仁县人张俊颖在其所纂《兴仁县志》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地方志修纂思想.张氏认为,地方志是时间性(历史性)与空间性(地理性)并重的著作,并非单一性质的历史书或地理书.他发挥章学诚方志修纂思想,提出纂修方志的“矩矱法度”十四条,并在系统总结方志“义例”的基础上指出纂修方志应注意的十四个问题.在承旧开新的民国,张俊颖的方志纂修思想具有一定典型性.     

论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由于他在方志学上的贡献,受到了后世学者的盛誉,如梁启超,黎锦熙,瞿宣颖以及今世众多的方志学研究者。诚然,章学诚有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又擅长史学,他的方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我国方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他的方志学思想体系又非无瑕白壁,客观地评价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仅就章学诚方志思想体系中的“方志立三书”说略陈管见。 方志三书,即“志”、“掌故”、“文征”,这是章学诚为方志拟定的编纂体例。章氏认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则,欲其可以诵而识也。”“志”由纪、表、图、考、略、传等部分组成,立志以“备史裁”,志是一部方志的主体。所谓“掌故”、“文征”,是志的两翼,掌故用以“昭典例”,即保存典要掌故。文征用以“俟采风”,主要辑录诗赋艺文。掌故、文征,似今日资料汇编,设此二书,既可使志简明得体,又不失保存史料和与志互证的作用。在三书之外,章氏又别立“丛谈”一门,以收录修志取材所余,“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的资料,使方志体例更加完备。 方志立三书,是章学诚在方志编纂中的创新,以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     

中国方志演变略论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是中国历代国情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情报文献。外国名流学者承认:“要研究人类的文明,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李约瑟)而要认识中国方志,又不能不研究它的整个演变史。秦以前是中国方志的起源时期。作为方志的前身,《周官》、《禹贡》、《山海经》以及诸侯国史《春秋》等典籍中的那些零乱、分散的天文、人文素材,虽然记载了有关各地的山川、物产、贡赋、人丁,但就其体例、功用来说,还只是方志的萌牙状态,即地记前身。凭借这些,我们可以窥见萌芽状态方志的体例和内容端倪。     

试论新方志的整体性

承旧说,“史志同源”。自唐杜佑撰《通典》以后,历代相继有很多典志问世,成为史书中一种重要体裁。其编撰方法,大致俱按社会发展线索,记述各种史实,先作总的概述,继之分别具体介绍,从而呈现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所以向来通史或通志都具有完整性。地方志和它们比较,记述范围缩小,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其整体性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新方志没有例外,它的完整性较之旧方志,更上一层楼,体现了它毕竟是新时代的产物。     

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方志史书考略

方志史书作为地方性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湖南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地方志,在形式上主要有三国两晋时期的“郡书”、南朝“地记”和唐代“图经”,这与全国范围内方志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宋以前的湖南方志目前仅有唐人的《南岳小录》保存完整,其他均已遗佚,仅有零文碎篇见于清人的辑佚书。通过对诸史《艺丈志》、《经籍志》以及清人辑佚书的考察,可以大致重构宋以前湖南方志史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情况。     

集成一省历代通志 传承弘扬巴蜀文化——《巴蜀历代通志集成》简评

<正>我国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尤以地方志为其中之重要组成部分，盖因地方志能够全面、系统地记述地方的山川形势、政治沿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方志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地官》曾载：“掌道方志，以诏观事。”⁽(1))《周礼·春官》亦云：     

地方志在内蒙古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价值展现

地方志是地情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旅游学史料。内蒙古地区方志出现较晚,但数量和种类浩繁,旅游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巨大。其中大多数内蒙古地方志中包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风土人情、交通舆图、游艺娱乐等信息,为旅游规划、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基础素材。另外,内蒙古地方志在旅游读物编撰、游记创作、旅游指导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内蒙古民族旅游开发必须充分发挥地方志的作用,以方志记载理顺文脉,孵化产品,催生创意。     

不要把地方志写成地方史

地方志是一门史学因素较强的学科,它与地方史关系密切,但二者又在研究目的、内容、作用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史、志混淆,不仅影响人们的科研、教育、修志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地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决不能把地方志写成地方史。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方志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从地方志的历史渊源、本身特点，论述了地方志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和重大意义以及使用方志资料时应注意的问题。     

也说族谱的存史、资治及教化功能--以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十二修族谱为例

族（家）谱对于社会、国家的细胞---家族（家庭）而言,具有与国史、方志相仿的价值和意义。前人曾概括志书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谱牒也不例外,不过,其顺序应稍作调整,即：存史、资治、教化。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历代所修族谱是体现这三大功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样品。     

常熟乡镇旧志考述

历史文化名城常熟为文献重镇,著述家辈出,地方文献称富。《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所载现存常熟乡镇旧志20种,是了解晚清以前江南古镇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     

清代地方志的修刊与捐输——以《道光乐清县志》为例

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与刊出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如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修纂人员的聘请以及编修,包括修成后的刊出都需要资金投入。而地方志的编修较为琐细,通常耗费甚巨,如果遇到经费不敷的情况,编纂就难以进行,即使修成也难能付梓。清代施行的捐输,对于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财政措施对文化的兴废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地方志的修刊就与其存在密切的关系。例如《乐清县志》在道光年间的重修就是一例,此志的重修成书就得益于当地官吏的动议与士绅的赞襄。而在其书末附有捐输名单,并详记所捐资额,通过所附资料信息,可见其捐输总额之大,参与人员之多,也可见民间捐输对当时地方志修刊支撑性作用之一斑。     

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出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兴,它不但是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选题的淘金地,而且为学者们进入并研究地方社会提供了路线图和资料库。地方志是研究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随着修志工作的不断完善,新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为我们提供新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息图片,以揭示地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同面貌和本质特征。     

论道光《夔州府志》及其文献价值

道光《夔州府志》在内容和体例上承续前志,内容更为充实,体例更为完善,与《大清一统志》紧密结合,实现了为《大清一统志》取材的目的,表现出清代地方志编纂高度的成熟。道光《夔州府志》是现存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备的以三峡库区为中心的地方志书,是研究古夔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志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夔州地区的历史。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史料辨析

孟二冬教授生前所著《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新增武贡举及第22人,而从唐代武举科目设置的时间看,张山舄等4人不可能是武贡举出身,从对地方志和墓志等相关史料的分析来看,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来确认舒贺等7人是武贡举出身,真正属于武贡举及第的只有马元埸等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