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旗随战鼓——为怀念邓拓同志而作

时间过得真快,邓拓同志离开我们不觉已二十年了!缅怀在抗日战争中对敌后新闻工作做过杰出贡献的邓拓同志,更是思绪万千!邓拓是一位才华洋溢、胸怀坦荡的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贞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没有死于反动派的牢房,没有死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战场,却死于“四     

文旗随战鼓——回忆邓拓同志在晋察冀日报对编辑记者的培养

今年八月二十日,在邓拓同志追悼会上,原晋察冀日报的战友们写了不少挽联,其中有两幅引人注目: “一腔忠贞文章满纸书生奋挥如椽笔十载血火风雨同舟战友长怀英烈魂”“八载抗战,反扫荡中坚持报纸出版。记得当年篝火红,风雨同舟肝胆共,文旗随战鼓,抗敌气若虹。实践证明,是新闻战线的坚强战士。“廿年飞笔,在征途上始终宣传马列。不忘燕山话正浓,深切时弊拓新风,常助百家鸣,对贼铁骨铮。盖棺论定,是忠于人民的共产党人。”这些挽词表达了在那战火纷飞、艰苦奋斗的日子里,与邓拓同志共同战斗的所有战友的共同心声。邓拓同志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邓拓同志领导     

怀念敬爱的邓拓同志

邓拓同志逝世二十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邓拓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很有才华,既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又是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我开始认识邓拓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那时担任晋察冀边区《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一九四一年,我在晋察冀边区三专区任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任,兼任《抗敌报》通讯站的工作。一次,为工作,我应邀去抗敌报社。那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报社住在阜平县山沟里的一个村庄。他身躯瘦瘦的,举止文雅端庄,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在接触中给人一种强烈的可敬可亲感觉。这就是我第     

邓拓同志谈副刊

邓拓同志是我的福州同乡,又是高中同学,而且曾经一度同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和邓拓同志开始经常联系,是在一九五九年《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改版以后。由于我参加编辑《东风》副刊,曾向邓拓同志组稿,并请求他给予协助。在这中间,邓拓同志为《东风》写了不少     

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特色——为纪念徐伯昕同志而作

《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特色》一文,介绍了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好传统,值得当前图书发行工作者学习、借鉴。     

深切怀念尊敬的曾老——为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

2006年7月21日是我国档案界老领导、老前辈曾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曾三同志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杰出领导人。在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约有五分之三的时光在档案园地里耕耘，深受曾三档案学思想的影响。光阴荏苒，如今，曾老离开我们已经陕16周年了，我以十分怀念的心情，纪念他为发展中国档案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铭记他在中国档案战线上的不朽功绩，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和治学、处事、为人的精神风貌。     

黄啸曾同志与明清档案事业——为祝贺黄啸曾同志八十寿辰而作

黄啸曾同志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他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和教育事业,不但在新闻学和教育学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在哲学、史学和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国家档案局,恢复中央档案馆的工作,恢复和建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档案事业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调黄啸曾同志来主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从此,他进入了档案事业这个新的领域。     

求索——怀念冯岗同志

冯岗同志离开我们忽忽3个年头了。他一生干了大半辈子报纸编辑工作,要数在上海《解放日报》的时间最长。从1950年初夏到1958年秋天离开,前后共约8年多。报社有的老编辑说:老冯在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时期,特别是在难忘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他为自己一生谱写了“华采乐章”。也许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我想补充一句,人生有如登山,尽管每个人天赋不同,能力有大小,也不论境遇如何,但在事业上,都有自己的高峰。如果说老冯在五十年代     

心怀报国志 为党献终身——怀念黎路同志

今年5月8日,我们的老战友、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黎路同志逝世整整三周年了。抚今追昔,黎路同志的音容事迹,又历历浮现在我们眼前。“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我们对他无限怀念和哀思之情是难以平抑的! 我们两人和黎路同龄,参加革命时间,也都在解放战争后期,又都是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长期共事达40年。几十年的风雨同舟并肩笔耕,把我们同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然而,黎路同志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     

邓拓同志指导我们办晚报

一九六一年三月,邓拓同志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开始在晚报发表。从这以后,我们和他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熟了。晚报同志总希望邓拓同志能多为晚报出点点子,但是他很谦虚,不肯多说。有时说上一点,又接着声明:“我没有办过晚报,我这是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吧!”其实,他哪里是“姑妄言之”呢?他对如何办好晚报的许多设想和意见,当年就给过我们很多启发,有些直到今天也还能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这里根据当年自己的札记和记忆整理出一些,供晚报的编辑、记者和通讯员同     

怀念广富同志

关广富同志是中共湖北省委原书记,“广富同志”是下级对他的昵称,他也乐意大家这样称呼自己。在我眼中,他是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好朋友。他任职期间,我是省直一个不大不小部门的头,他作为省委一把手,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却十分关心我们这个部门和部门的职工,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我和他先后离职休养,好多次我都想去看望他、问候他、感谢他,却因懒惰和大意未能成行。昨天（2016年4月21日）早晨看到《湖北日报》头版刊登他因重病住院治疗无效于4月16日逝世的消息,内心为之一震。我失悔知道消息太晚,没有去医院探视这位可敬可亲的好领导,表达我的谢意和歉意。我以为他虽已高龄,但身体不错,不意这么早就先我而去,哀念之中又觉自责。我翻检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日记,往事一件件在心头涌现,不能自已,情不自禁想留下一点笔迹作为对他的怀念。     

怀念包之静同志

我是1961年初调到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工作的。包之静同志是出版处处长,此后我就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没有领导的架子,说话平和,待人坦诚。相处时间长了,更发现他的优点很多。他知识广博,业务熟练,工作认真,作风民     

怀念赵家璧同志

墙上的镜框里是穿着长衫,昂首前行的鲁迅先生的像片,书柜里满满地排列着良友版的各种图书,写字台上是有些散乱的书刊和摊开的信稿。小客厅显得十分雅致和宁静。我和他坐在临窗的小沙发上边喝茶边聊天,较多的是我聆听着他的谈话,娓娓地。和家璧同志已有过多次这样的小谈,只要有机会去上海,我都在这小客厅里受过他的亲切接待,有时也被留在那里,和他一起享用由他夫人烹制的佳肴……三十年代位于北四川路海宁路附近的良友图书公司和《良友画报》、《良友文学丛刊》等,于我都并不陌生;但开始和家璧同志交往,则已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了。可能出于对…     

怀念范长江同志

范长江同志离开我们18年了。回忆他的生前,我曾在三个不同时期和他有过接触,并在一起生活过。第一次是1940年在重庆,我在长江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国新社重庆办事处工作近一年。长江同志早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我对他怀有敬慕之情,能在他领导下工作,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国新社是由长江同志和我国新闻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创办的。国新社在重     

怀念梅益同志

去年今日(9月13日)，我的老领导梅益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心情万分悲痛。9月25日上午，到八宝山参加梅益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眼望着那副安祥的遗容，往事历历，犹如电影画面一般在眼前闪过。     

怀念何云同志

何云同志,壮烈殉国已经十七年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兽军,对晋东南太行区进行“铁环合围”。在敌人疯狂扫荡中,何云同志率领全社同志坚持工作,不幸被敌寇包围,中弹牺牲于左权县的大羊角村附近。他的死。是我党新闻战线上的一大损失,在他领导下的许多同志都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愤慨。当时,     

为出版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怀念金灿然同志

金灿然同志离开我们14年了。他生前在中华书局主持工作期间,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革命胆识和开创精神,一直为我们钦敬和怀念。 1958年初,为了加强领导和规划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同志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为它的办事机构,以整理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同时适当出版古典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由金灿     

分明非梦亦非烟——回忆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

“老邓来了!”“老邓回来了!”他不允许为他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一到报社,就坐在简陋的平房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静悄悄地,伏案凝思,“笔走龙蛇”,在长河一般滚滚而来的稿件、文件、“小样”、“大样”上,一字字,一行行,倾注着他的心血。这是30年前的往事了。离他《留别人民日报同志》吟诵“笔走龙蛇二十年”的诗句的时候,大约9年光景。9年间亲聆教诲,音容笑貌至今犹在耳边眼前萦回。他在1958年所说的那个“二十年”,大约一半是在解放区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度过的。1948年夏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人民日报的时候,邓拓同志调华北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怀念朱语今同志

语今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留给人们无限的思念和悲痛。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和品德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第一次见到语今同志,是1950年元月。我从武汉团市委调到团中南工委,他正在那里当宣传部长。团中南工委人员不多,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青年。语今同志当时也只有30岁多一点。但在我眼里,他已是另一辈人,难免存在一点“代沟”式的距离。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这种状况。那是在1950年的夏天,机关开大会,语今同志给我们讲话。他没有发指示,发号召,没有讲“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而是讲他“爱清闲、怕麻烦,不能主动和     

虚怀若谷 高山景行——怀念王子野同志

听说王子野同志生病住院,几天后我带着刚刚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翻阅了分为上中下三册的这部著作,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今天看了这部书,我的病好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