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多通文律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最盛的时代。这与国家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史载 ,唐高宗永隆二年 (公元 6 81年 )起 ,规定凡考进士 ,要“先试杂文二篇 ,通文律者然后试策”。这里的杂文指的是诗与赋 ,这就是说 ,如果诗、赋通不过 ,就失去了参加其他考试的资格 ,可见写诗作赋是如何的重要。诗赋取士的办法 ,也曾有人反对 ,但没有能反掉。《新唐书·选举志》载 :“文宗时 ,郑覃以经术为宰相 ,深嫉进士浮薄 ,屡请罢之。”文宗曰 :“敦厚浮薄 ,色色有之 ,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 ,不可遽废。”可见以诗赋取士 ,乃是唐代选拔干部的国家政策。这项政策的得失如何 ?…     

科考轶闻

“意尽”其仁唐代天宝年间,祖咏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当时考试的内容,除策问之外,还需加一场诗赋。考诗赋时,诗题和用韵都是限定的,写时又要用典雅美丽的词语、吉祥的典故来组织成篇,重重限制之下,很难产生优秀之作。祖咏应试的诗题是《终南望余雪》。按规定,这首诗应写成六韵12句的五言排律,可是祖咏只写了4句: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唐进士“新兴阶级”性对党争的影响存疑——《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札记

自从新的阶级权益分配规范实行以来，唐代进士入仕已离不开权贵门阀的左右。通过对唐代进士从“量”到“质”的整体“阶级”倾向、“李党”关键人物涉及进士科的有关作为的剖析，不难看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于“牛李党争”“一个根本、两个凡”的论断存在可商酌之处，唐进士的阶级性及其对党争的影响值得重新评估。．     

读唐诗小札

陈子昂中进士年小辨《唐才子传》卷一“陈子昂”条云:“开耀二年(公元六八二)许且榜进士。”《新唐书》本传载:“文明初(公元六八四年)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唐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亦云:“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于乾陵。”《新唐书》说当本于此。子昂挚友卢藏用《陈氏别传》云,子昂“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云:“考碑言射策高第在高宗崩之前,当以《才子传》为是。”从仁按:高宗崩于弘道元年(六八三),如若子昂对策高第于高宗驾崩之前,则“文明元年进士”误。然细玩《别传》、《赵碑》、《新书》词意,子昂高第并上书阙下,当在高宗“灵驾将西归”之时,而“高宗驾崩”,乃插入追叙之词。《通鉴》卷二百三曰:文明元年“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可知子昂高第、上书于文明元年五月前夕,非于弘道元年前。《别传》言子昂“以进士,对策,高第”,乃为唐代进士科考试的三个过程。唐代习俗,各地所进之士曰“进士”,中进士后,称“前     

《湘灵歌》与《归雁》

《湘灵歌》是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借湘灵的鼓瑟,悼念革命烈士的哀诗。《归雁》是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咏雁诗。《湘灵歌》与《归雁》这两首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先说我要发掘它们之间关系的原因:近年来对鲁迅《湘灵歌》的注释、研究、分析,意见很不一致。就这诗中的“胭脂痕”来说,有的认为是指革命先烈的鲜血;有的认为是革命根据地的象征,用来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生动景象。再如“彤云”,有的说是“阴云”,不是好字眼;有的说是“红霞”是红色根据地热火朝天的壮丽景色,呈现一片火     

自主学习 共同探讨——有关《药》的研究性学习

我们的学生把鲁迅的小说《药》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活动 ,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研究性学习活动显示了功效。以下是师生共同探究、合作 ,对《药》的人名、姓名和称呼研究的情况。一、老栓和小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臣民要避国君的讳 ,晚辈要避长辈的讳 ,父子是忌讳用同一个字来取名的。避讳最严的可能要数唐代。唐代有位大诗人叫李贺 ,其父名晋。为避父讳 ,李贺竟不能参加考进士(“晋”与“进”谐音 )。而在当时 ,考进士又是平民进入官场不可缺少的阶梯 ,于是 ,这位胸有大志而又才华横溢…     

“缁衣”新探

《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的“缁衣”一词,历来或注为“黑色的衣服”,或引《诗经·缁衣》篇,注为卿大夫所著之朝服。我们结合记念文章,领会《惯于长夜过春时》全诗的主旨,认为不应将“缁衣”释为“黑色的衣服”。该诗是诗人怀念友人之作,诗人是将《诗经》中的《缁衣》诗,作为怀念战友的典故来用的。最早解释诗中“缁衣”一词的是许寿裳。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他问起鲁迅写这首诗的情况时,鲁迅解释说:“那时我的确无写处的,身上穿一件黑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后来陆续出版解释研究鲁迅诗歌的专著。如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说》、郑心伶的《鲁     

清代山西各县进士知多少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初步统计,共举行科举考试201科,全国共取进士51624名,其中山西籍进士2662名。分别为,明朝开考91科,山西籍进士有1268人;清朝开110科,山西籍进士有1394人。下面简要介绍清代山西各县进士分布状况。平定县67人,临猗县64人(猗氏42人,临晋22人),安邑县61人,阳城县42人,翼     

名非常名：《摩罗诗力说》名称英译及摩罗名下的人与诗

本文从鲁迅早年文章《摩罗诗力说》的题目英译入手,探讨“摩罗诗人”的本质,提出“摩罗诗人”是“贵族反叛者”的代表,其建设性与破坏性、进步性与落后性共存,而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是从“摩罗诗人”逐渐走向“平民革命者”的历程。本文认为,鲁迅所谓的“摩罗诗”类似于控诉社会积习流弊,召唤改革、革命的《耶利米哀歌》,而作于清末的《摩罗诗力说》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鲁迅的《耶利米哀歌》。     

状元录取种种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考中状元即称“大魁天下”,荣耀无比。那么,状元是怎样录取的呢?是不是文才第一才能当状元呢?状元的录取与历代进士科考试科目的变化有关,如唐代重诗赋,宋代偏重经义,明、清则以八股文来衡量高低。士子要擅长当代重视的科目,才有可能大魁天下。状元的录取还与历代进士科考试制度的变化有关。如唐代是主司掌文衡,试卷不糊     

《长恨歌》语病

《长恨歌》不是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诗,他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见《与元九书》)但这仅仅是比较而言。其实诗人对此诗仍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又有“一篇《长恨》有风情”的自评。诗人卒后唐宣宗以诗吊之,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的称     

虚词不虚 妙用生辉

<正>古语说"歌言情,诗言志",古人也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在唐代,对士子们来说,诗最重要的作用,恐怕不是用来抒发感情什么的,而是用作考公务员的敲门砖。唐代以诗赋取士,诗作得好,就有可能考中进士做官,一下子改变身份地位,光宗耀祖,     

大连方言证古举例

大连方言中有许多探求古音和训释古籍的可贵材料,今辑录四例,以见一斑。1. 考,敲也。齐佩培《训诂学概论》云:“般象击盤之状,《诗》云‘考槃在涧’是也。”齐所引诗为《卫风·考槃》。高亨亦持此解,他在《诗经今注》中说:“考,叩也,敲也。槃同盤。敲盤以歌”又: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考者,《说文》:‘考,拘     

《登科记考》新补(二)

[民国]《台州府志》卷二二《选举》二转录[万历]《仙居志》所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戊辰科进士有吴全智、樊蜚卿2人，其按语曰：“时钱镠称天宝，杨渥仍称天祐，安能假道吴国北应汴梁之试，颇为可疑。”言外之意似认为此2人为吴越自行开科所取的进士。其实，钱虽称天宝却又声称“奉中原正朔”，吴虽独立而当时尚未称帝，吴越境内的士人还是有可能赴汴京应试的。据《登科记考》卷二五，开平二年进士郑希闵、陈沆都是莆阳（今莆田市，当时属泉州）人；贞明二年进士何泽是广州人；贞明四年（918年）状元陈逖、天成二年（927年）状元黄仁颖也…     

五代状元陈逖资料点滴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载陈逖为贞明年间状元，但未指明具体年份，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五也认为他是状元，将他置于贞明四年（918年）戊寅科，并注明：“附此俟考”，并无佐证，笔者认为放在本年是对的。有一条佐证：《潘湖俊儒》一书提到泉州另一状元黄仁颖明经及第于贞明四年，而这年恰好陈逖于进士考试中夺魁，《记考》卷二五转引《太平广记》所引《稽神录》也说：“贞明中”陈逖中状元，同年黄仁颖明经及第。不过，也有可能是循环论证，即《潘湖俊儒》在这个问题上依据的是《记考》。 关于陈逖的字号、生平、仕历等，《谈荟…     

知我者谓我心忧——解读白居易《琵琶行》

“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琵琶行》中的人物和故事全部是虚构的,白居易不过是借此来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罢了。”但是通过对这首诗思想内涵的研究,我们以为如果认为这篇传世之作仅仅是抒发诗人一己之恨,则有失偏颇。首先,从诗人生活经历而言。“白居易祖父和父亲白季庚都是明经（唐代科举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出身,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很有政绩。     

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重别梦得》云:“二十年来万事同”,这句诗最能表达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列举事实以证明之: (一)“弱冠同怀长者忧”柳宗元二十一岁登进士科,刘禹锡二十二岁登进士科。从刘禹锡《重答柳柳州》中“弱冠同怀长者忧”这句诗,看出他与柳宗元在登进士科之前已都具行“忧国不谋身”的胸怀。(二) 同登进士科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科。顾少连知     

论《该隐》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据此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提供的资料,鲁迅在写作《摩罗诗力说》之前,已有拜伦《该隐》的日译本,那么,我们要检验鲁迅是否读过《该隐》,只要研究一下鲁迅《摩罗诗力说》对原材料(木村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和木村的《〈海盗〉序》、《关于〈海盗〉》)的取舍和增补情况,就可以有一些把握了。除鲁迅读过的《海盗》外,鲁迅对拜伦作品的介绍基本上是选取木村的材料,至多增加一两句评语,然而对《该隐》的绍介则不然。表面上看,《摩罗诗力说》绍介《该隐》的文字只有两行,实际上鲁迅是把《该隐》与《天地》一起绍介的。该隐的神之不幸论,卢希飞勒(罗锡福)的善恶胜败论等,皆出于《该隐》,而且鲁迅绍介之后还发了长长的一段议论。更为确凿的是这一段文     

论“诗言志”说的历史意义

古诗是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素材。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被称为“史诗”,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史学价值。前者指记史之诗,后者指用诗记史,语异意同。惟其诗可证史,所以也就可以引诗教史。但是,引诗教史,应该弄清诗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价值,注意科学性。本文欲借论说“诗言志”说的历史意义,来为引诗教史提供些文学理论依据,算是旁敲侧击吧。 “诗言志”出处,一说《尚书·尧典》,一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诸说不一,但它是我国早期文学理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对诗的认识开始由迷信走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