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若卢狱考辨

若卢是汉代少府的属官,以其储藏和冶铸兵器的职能而得名,内设有监狱。作为"诏狱"的若卢狱设于宫禁之内,是中都官狱之一,用以拘押犯罪的官员。若卢诏狱在光武帝时被裁撤,后因司法体系的调整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汉和帝时恢复诏狱性质,归属廷尉管理,成为东汉唯一明确记载被恢复的中都官诏狱,其复置为后来黄门北寺狱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明代锦衣卫千户所考

正明代锦衣卫职能特殊,其所辖千户所的数量、名目都不同于一般卫所。对此,史志记载疑窦甚多,不但千户所总数有14、17、18三种记载,而且这些总数又与所载具体千户所名目不尽相符。近来已有学者厘清锦衣卫在洪武年间至少辖19个千户所,~((1))但仍未彻底究明永乐以后锦衣卫辖所数之矛盾记载。孰是孰非,本文试作考辨。一"十七所"考辨有关锦衣卫的编制,最常被学者引用的是《明史·职官志》的记载:"锦衣卫……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2))     

明代京外罪囚五年审录制度北大核心CSSCI

明代京外罪囚五年审录制度源于洪武初年,定制于成化八年(1472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定制既源于成化以来日益严重的地方刑狱淹禁现象,又是明代会官审录制度深化推广的结果。为保证审录顺利进行,明朝不仅在时间、空间上有特殊要求,且本着专选优简与专职特考原则,在审录官员简选、职权等方面设有系统专门规定。相对于地方司法体系,其具有诸多优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多弊端,这也最终导致了其在清初的废除。     

明代京外罪囚五年审录制度

明代京外罪囚五年审录制度源于洪武初年,定制于成化八年(1472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定制既源于成化以来日益严重的地方刑狱淹禁现象,又是明代会官审录制度深化推广的结果。为保证审录顺利进行,明朝不仅在时间、空间上有特殊要求,且本着专选优简与专职特考原则,在审录官员简选、职权等方面设有系统专门规定。相对于地方司法体系,其具有诸多优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多弊端,这也最终导致了其在清初的废除。     

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至正条格》"狱官"条格初探

《至正条格》是新发现的元朝的第3部法典,其中条格部分第33、第34两卷是题为狱官的条格汇编,保留了大量的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通过这些条格,可以对元代的刑狱制度有大体的认识和了解,如元朝重视死刑审判、刑罚总体较轻、司法中存在明显的蒙古因素和民族歧视现象、人道主义精神多有体现、刑狱审判过程中相关机构职责不明、司法腐败非常严重等。     

论我国刑事错案的防治

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阶段是有限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认识偏差乃至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狱必有冤”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缺憾。我们只求无限趋向于正确,尽可能的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以及对刑事错案进行预防和补救．如何预防和补救刑事错案对进一步保障人权,提高我国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明代惩治官员犯罪的法律制度研究

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上都体现了“重典治吏”这一主题,然而明代惩治官吏犯罪的法律制度并非仅限于此,以《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为代表的立法规定了较为科学的法律适用程序,同时还规定了科学严谨的刑事司法程序。     

明代惩治官员犯罪的法律制度研究

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上都体现了"重典治吏"这一主题,然而明代惩治官吏犯罪的法律制度并非仅限于此,以《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为代表的立法规定了较为科学的法律适用程序,同时还规定了科学严谨的刑事司法程序。     

论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换

档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档案执法证据的转换,《档案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档案执法证据能够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采纳与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既是由档案违法行为与档案犯罪之间的竞合与证据的不可复制性所决定,又有助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档案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的转换包括证据的转换范围、证据转换规则和档案执法文书的转换规则等内容。为确保公安司法机关合理使用档案执法证据,有必要对档案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条件和特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     

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思考和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率高是普遍现象，“够罪即捕、一押到底”成为司法实践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新刑法93条的规定确立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对于遏制这一现象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一规定较为笼统，本文主要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入法的原因、意义及该制度完善建议等进行阐述，以期对审前羁押制度的科学构建有所裨益。     

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若干思考

漠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必定导致法律正义的天平失衡,作为一项国家保障性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立既是我国现实生活的需要,也是增强民众对国家、对公权力、对司法的信心的有力保障,使遭受犯罪行为伤害的无辜者能够享受司法关怀及社会温暖。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对若干制度进思考。     

唐代公牍文“帖”研究

"帖"是唐代的一种下行公文,主要有堂帖、府帖、州帖、县帖等名目."堂帖"是宰相处分百司、号令四方的一种重要公文,大约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府帖"即折冲府下发的军帖,使用于府兵制实行之时;"州帖"、"县帖"则是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的一种文书,主要流行于唐后期.唐令规定,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帖与符相比,具有简便和随意的特点,因此往往成为符的一种替代,与符并行于世.     

新监视居住对检察机关的影响

在新刑诉法中,广受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论的监视居住被保留了下来。保留监视居住对于保持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整性和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新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新规定着手,谈谈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的监视居住制度。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执法的核心。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终于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有关证据转化的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使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终于实现了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证据转化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内容同样也面,l占着诸多问题。本文将基于本次《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执法证据的内容,对行政执法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运用中的范围作出分析和论证。     

刑事证明主体初探

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一直处于泛化的状态，导致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的认定范围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界定，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论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的贷款诈骗案,因认识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严峻现实,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在刑法规定的应有之意与现实需要之间苦苦求索,以求找到二者兼顾的平衡之术。以便于诉讼证明更贴近刑事立法的规定本意。认定贷款诈骗罪之关键在于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认定上,这必需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论证方法。司法推定,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针对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难题,有必要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予以解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和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需要从受案范围、程序、地位、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解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和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需要从受案范围、程序、地位、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解决。     

陈宝箴与近代警察制度

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在我国,原始意义上的警察行为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2500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初步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更为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郡县制,并在县乡两级创设了负责社会秩序维护以及其他事务的“亭”,“亭”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也算是“警察…     

试论刑事和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创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和解，它们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和解在价值追求上是相通的。然而，我国刑事法律仅仅对前者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后者。目前仅仅停留于司法实践的探索当中。为此，笔者以为应在刑事附带民事机制的，基础上借鉴、规范和创新刑事和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