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理由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再审理由的规定具有非确定性，非理性化的缺点，致使实践中当事人间及其与法院之间对再审标准的认识时常不统卫，引起再审程序的混乱，本文从再审的正反作用入手，辨证地分析再审的特点和局限性，对现行再审理由进行一定的解构，并重构了我国的刑事再审理由。     

对我国启动刑事再审程序主体的合理性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是法院和检察院。然而由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审判程序,不符合控审分离、裁判中立、控辩平等等诉讼理念和原则。因此,应该取消法院的再审启动权,将启动主体限定为检察院,使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中外刑事再审制度比较

中外刑事再审制度在发起主体、发起理由、管辖方式、发起时限及次数和改判原则上存在差异.我国应借鉴国外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使再审程序设计做到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的统一.     

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之重构

现行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拟在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此作一探讨,以期重构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不是“无诉而审”，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合国情，顺民意，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上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提起刑事再审之利益衡平

刑事再审应平等保护被告和被害方合法权利。因司法公信力差异,我国若效仿法治发达国家仅为被告利益再审,就会阻碍被害方的正义诉求,降低司法公信力,削弱人们的法治观念,诱发违法犯罪。是否提起再审,再审是否加刑,只能以法律正义的实现程度之社会效益是否最大为标准,不能以是否有利被告为标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再审烦费之难,就应吸取美国过分偏重被告利益的教训,借鉴英、日的经验,大力提高一审质量,加强被害方利益保护。     

刑事再审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刑事案件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被发现确有错误,只有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即刑事再审程序才能得以更正,因此再审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救济和调和功能的发挥程度直接影响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但目前由于司法资源缺乏、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等种种原因,我国再审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上、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上、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上还存在很大不足,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对策。     

刑事再审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现行再审程序以实体真实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以监督权作为权力基础,导致现行再审程序成为单纯的个案纠错程序,其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为此本文提出应当以法安定性和客观真实作为再审程序指导思想、以诉权作为再审程序的权利基础,并提出以再审申请程序、再审抗诉程序和非常上诉程序为主体的具体设想,以期发挥再审程序的应有功能.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证明标准的研究

再审程序其本身作为两审终审制度的例外,就应当天然的具有谦抑性,其证明标准的设立便兼具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和保障人权双重使命,比一般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多一层属性,也便更难以把握,因此对刑事再审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再审程序之完善

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的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立,对于纠正错误的裁判,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刑事再审程序,应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明确规定再审的理由,明确规定提起再审的时限和次数,取消原审法院的再审权。     

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路径

目前刑法案例教学研究成果少,而且刑法案例教学研究和刑法学理论研究也完全分离。基于我国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以及资源现状分析,我国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路径应该是研究型路径和准判例型路径。     

立案监督程序的现状及其完善途径

刑事立案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程序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通过剖析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立足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程序的设想。     

略论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 --以大陆法系的刑法规定为例

彩票罪是外国刑法上的特定类罪，我国刑法上并无类似规定。鉴于我国已发生多起彩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的事实，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对我国有效治理彩票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规范彩票的经营行为，防范犯罪，保障参与的利益，彩票立法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保护健康的经济生活风俗为原则。所以，它应当由具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层次的立法构成：一是经济立法；二是行政立法；三是刑事立法，有关刑事立法的问题可参照德日等国的立法经验。     

略论新刑法之不足

1997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比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加系统和科学,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些不足影响了整部刑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给司法活动带来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法制建设进程。本文从类推制度废除、“口袋罪”的分解、概念不清、自相矛盾、法条设计不当、渎职犯罪主体的变更、法定刑畸轻畸重、用词包容性太小几个方面阐述刑法的不足。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当庭宣判研究

大陆法系与英关法系均实行刑事当庭宣判,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宣判时限。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对宣判的立法的比较研究,当庭宣判不仅与现代刑事诉讼的根本理念相连,更是集中审理原则、陪审制度、定罪量刑分离等刑事程序的延伸,只有采用陪审制,实现定罪量刑分离,刑事当庭宣判方可得到完整意义上的实现。     

关于杜德利案判决的法理探讨及反思--以刑法为视角

在法理学经典案例杜德利案中不乏各种理论争议。文章主要从刑法角度,通过分析案例本身的特殊条件、条件特殊性与现实法律的关系、立法精神等反驳无罪判决的理由,而坚定支持有罪判决。同时,假设性地将此案例置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之下予以定罪量刑,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刑法的正义目标。     

“许霆案”的刑法解释学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有故障的ATM机恶意支取银行现金175000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不是侵占罪和诈骗罪。ATM机不是“金融机构”,但“盗窃ATM机内的资金”仍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许霆案”引发三点反思：第一,该案折射出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弊端,所以应当建立以法官解释法律为基础、以最高法院的统一解释为辅的新的司法解释体制;第二,法官应当善于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第三,法官在刑法解释中应当适当考虑舆论民情,前提是该舆情的表达遵循了客观真实原则。     

案例教学法对刑法分论教学改革的意义

案例教学对深化刑法分论教学改革意义重大,重视案例教学法是刑法分论教学改革的合理途径。恰当地设定案例,进行案例教学,是让学生系统掌握分论知识的有效方法,不但可使学生全面理解法条内容,掌握司法技能,还可增强学生处理具体问题的实务能力。     

论制约刑事立案监督的因素及对策

当前制约刑事立案监督的因素还很多,现行法律关于立案监督对象、范围、过程和措施等方面的规范存在着缺陷,人们关于立案监督的含义、价值和标准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实务中立案监督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应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科学完备的工作机制,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立案监督的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