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创获——《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

崔明德同志是近年来在史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近几年,他那数十篇论点新颖、史料翔实、论证严密的论文,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继《汉唐和亲研究》、《汉唐和亲史稿》之后,他又推出了第三部民族关系研究专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     

汉唐和亲简表

汉唐和亲的次数多,范围广,和亲公主的身份及出嫁对象也很复杂,所以,除了几次重要的和亲之外,人们对其它的和亲并不是很清楚。近年来,经常有人问我,汉唐究竟有多少次和亲?××公主嫁给了谁?什么时间?等等。由此,我感到有必要列一“汉唐和亲简表”,为读者提供方便。列表原则有五:一、既有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其理由我已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刊于1986年第6期《理论学习》)和《汉唐和亲概论》(刊于1988年第2期《民族研究动态》)等文章中讲过,此不复赘。二、史书对有些和亲的记载不明确,该表只列结论,考证从略。     

《汉唐和亲研究》一书出版

崔明德同志所著《汉唐和亲研究》一书,已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汉唐和亲的背景、性质、作用、特点,探讨了汉唐和亲与丝绸之路、西域文明的关系,考证了这一时期112次和亲的时间、出嫁者身份及和亲公主所嫁对象等,比较客观地评介了建国以来和亲研究的成果,并在附录中收集了有关论文目录,为今后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     

《汉唐和亲史稿》评介

《汉唐和亲史稿》是崔明德同志在和亲研究领域辛勘耕耘、执著探索的成果。该书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约计15万字。作为汉唐和亲的第一部史稿,从总体而论,它堪称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力著。一史料丰富,内容完备总结以往的汉唐和亲研究,虽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仍未尽人意,问題不少,尤其是在史料和内容的掌握上不够全面和系统,没有从整体上反映和亲的方方面面,以致于仅限于某一和亲人物或和亲事件,研究不够深入。《史稿》的作者正是抓准这一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表示撰写《史     

唐代诗人论“和蕃”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大帝国,处理好中央政权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唐朝与吐谷浑、突厥、契丹、回纥、吐蕃等族实行了“和亲”政策.据柏杨的统计,几乎有21人成为和亲公主(其中有几位只议未婚).唐代诗人对“和蕃”作了精彩的描述,抒发了种种浓烈的情怀.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和亲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其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唐中宗在《金城公主降吐蕃制》中说“为国大计”,“遂割深慈”,达到“更敦和好,则边方宁晏,兵役休息”的目的.杜审言诗曰:“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韦元旦诗云:“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张籍颂道:“塞上如今无战尘,汉家公主出和亲.”唐朝统治者和亲的目的在于同少数民族和平相处,避免他们对中国地区的掠     

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亲的特点——兼与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比较

魏晋南北朝和亲次数众多,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有很大特点。第一,开放的通婚观念导致魏晋南北朝和亲繁盛,且涉及众多政权、民族;第二,魏晋南北朝和亲受少数民族婚俗影响大于汉唐统一时期;第三,魏晋南北朝和亲通婚的政治层次比汉代和隋唐高;第四,隋朝与后梁皇室通婚是唯一一次汉、汉和亲,成为分裂时期汉族政权间关系的特例,是南北统治集团中高门大姓的联合,有助于减少统一的阻力。总之,和亲各项主要特征在魏晋南北朝已完善齐全。魏晋南北朝和亲不比汉唐逊色,而且影响着以后的历史发展。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评介

崔明德教授是一位非常勤奋也很有思想的民族史学与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他在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已出版的《先秦政治婚姻史》、《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和《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等多部专著,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在自己的论著中也引用过他的学术观点,在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授课时也经常介绍他的学术成果。     

什么是“形而上”与“形而下”?

《周易.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指无形或未成形体的东西,“形而下”指有形或已成形体的东西.自《易传》提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一对概念以后,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争论,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哲学家争论的焦点.     

孔子“仁论”的内在矛盾

<正> 在中国思想史上,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恐怕要算是关于孔子的“仁”了。由于孔子似乎未曾给“仁”下过确切的的定义,因此,从他的学生开始,对“仁”就有着不同的理解。有若以为,仁的根本是孝悌,故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而曾子却认为仁道的根本是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孝悌指的爱父爱兄,说的是己和亲的关系,忠恕指的是为人谋事要尽心,对人缺点要宽容,说的是己和他人的关系。可见,对于仁道,曾子和有若的理解并不一样。到了孟子,则又有新解,孟子说:“仁     

论唐代的和亲政策和民族关系

和亲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处理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始于汉代鼎盛于唐代。其本质就是拉近民族或国家间的关系为统治阶级服务,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政治工具。本文以唐代和亲政策的研究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我国历代的和亲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稳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不同的是和亲能增进民族团结、缓解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加强彼此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调和统治阶级间的政治关系、缓和民族关系、平息敌对和战争,达到阶级统治的目的。     

责之弥深 望之弥切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民族精神”一说。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也强调要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在《新青年》中连续发表了众多短小犀利的《随感录》,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他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在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鲁迅毕生致力于这种民族文化中糟朽部分的批判,锋芒几乎指涉了包括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一切有形无形的罗网和黑暗现象。在小说《祝福》里,鲁迅通过祥林嫂的形象揭露了宗法制及其吃人的本质。…     

略论古代西北民族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几千年来史不绝书.解放后,对其研究和讨论更加广泛和深入,有关专论文章至今已达几十篇之多,然而倍感不足的是,这么多文章竟极少论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就本人所知,仅一篇“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①),这对于全面反映和亲的历史面貌以及和亲这一历及现象所反映的古代各族人民在共同创造祖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和它们之间血乳交融的紧密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试论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政策

和亲,是指各国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一种联姻.这种联姻,在春秋战国时代,“秦晋”、“齐鲁”、“赵魏”之间就曾有过.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联姻.后来到了汉代,出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和亲的现象.但它同国与国之间的联姻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联姻关系,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剥削阶级的诸候、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和亲,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是双方订立政治盟约的一种形式,是建筑在双方都有联合对方、共同抗击匈奴这一政治要求之上的,是为一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手段.这个政策尽管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制约,不管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是好是坏,结果都导致了汉族与乌孙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文拟从西汉王朝实行和亲政策的原因、和亲政策的实现及实行和亲政策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几个方面来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孟子说《诗》理论及其实践探蕴

孟子说《诗》理论及其实践探蕴孔慧云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又一位热情倡导学《诗》、用《诗》的大师，他的说《诗》理论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和文学理论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以意逆志”的说《诗》理论，今人亦不陌生，但有两种认识有待商榷。一是认为孟子虽提出了“以...     

昭君故里何处寻

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的诗句。诗中的“荆门”是山名,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南、宜都县西北,泛指绵亘在现在鄂西北一带的荆山。诗中的“明妃”,即昭君,姓王名嫱,晋代避司马昭之讳,改称之为明妃。汉元帝时,王嫱因才貌出众,被选入宫,成为宫女。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愿与汉室永结友好。元帝决定许嫁王嫱,以结束边疆上的战争。昭君和亲,对改善民族关系,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作出一定的贡献。     

《唐代过所研究》出版

程喜霖先生的《唐代过所研究》一书作为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历史丛书”的一种于最近问世。本书是作者２０年来致力于汉唐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结晶,也是他继《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一书后的又一部学术力作。本书资料广泛,上溯过所制度渊源,下析其演变及消逝过程,对汉唐尤其是唐过所的申请、勘发程序、勘验原则、勘验过程及过所公验与交通贸易的关系,公验所提示的社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本书是完整、系统、全面论述过所制度的第一部力作。（小翔）《唐代过所研究》出版@小翔     

“开放的民族”新议

“开放的民族”,这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概念。一个民族,是否存在着开放,或是封闭的问题?我认为是有的。本人于1986年在《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发表的《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式与发展的特点》一文中曾提出:“每一个民族要成为开放型的民族”的观点。“开放型的民族”与“开放的民族”虽然措词稍有差异,其基本思想和观点是相同的,采用“开放的民族”的名词更为确切,更为通俗易懂。开     

黔南民族文化哲学研究成果

我校政史系刘世彬副教授近十几年来,致力于对黔南民族文化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水族文化哲学的研究,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贵州文史丛刊》、《南风》、《苗岭风谣》、《黔南民族师专学报》、《采风论坛》、《黔南民族》、《艺文论坛》等刊物发表有关论文二十多篇。其中《水族关于人类起源传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水族双歌是说唱艺术的雏形》、《瑶麓瑶族婚规碑管窥》等《从“陆氏族谱”看布依族水族的“江西迁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少数民族》收载目录;《水族关于人类起源传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收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编的《民族思想研究集》一书;     

试论和亲公主的外交使臣作用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作为历代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策略,旨在缓解民族矛盾、调解民族关系.和亲公主作为维护和平的使者,肩负国家的政治使命,在对外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发”与“合髻”

“结发”与“合髻”是中国古代婚礼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重要的仪式。由于两者都是以新婚男女的头发作为婚姻结合的信物,因而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处理形式上有差别.中国上古原始社会的“结发”婚仪,已不可考.据古书记载,“结发”婚仪在阶级社会已经深受买卖婚姻的影响.《曲礼》云:“女子许嫁,缨。”女子许配人家之后,用丝绳来束发,表示她有了对象:“示有从人之端也。”直到她成婚时,那条丝绳才由新郎亲手从她的头发上解下,这就是《仪礼·士昏礼》说的“主人(婿)入,亲脱妇之缨。”可见,“缨”确是夫妻关系的信物。汉唐诗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