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也论素质——兼与俞启定同志商榷

《教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发表了俞启定同志的文章《论素质》,拜读之余,感觉该文存在一些问题,似有必要提出来商榷。下面就谈谈我对人的“素质”问题的看法,并就教於俞启定同志。《论素质》一文将整个人的素质“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人格的素质;(2)自我调节的素质;(3)进取发展的素质;(4)适应群体的素质。在每一个方面中,又包含若干个小的方面,其结构可用下表示之(这里姑且称为“俞氏素质结构表”),见表一。     

论模糊管理的实在性——兼与林泽华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学校管理“五宜五忌”》一文(原载于2001年8月1日出版的《教学与管理》第14～15页),作者针对学校管理现象中相互对立的五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读来很受启发,领悟了作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然而,对于该文中“宜客观评价,忌模糊管理”这一观点不敢苟同。我不揣浅陋,拟进一步探讨,以明辨学理。《学校管理“五宜五忌”》一文的作者林泽华认为:“对教职员工的工作过程及工作绩效‘宜客观评价,忌模糊管理’”我认为有失偏颇。该文中“客观的评价”、“正确的评价”、“公正的原则”等等,作为个体主观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     

《论丑》与逻辑——兼与刘隆民同志商榷

丑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跟美相对立,是美的否定和反衬,又跟其他的美学范畴如悲,喜、崇高,滑稽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丑与美是对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很多学者在论述美的时候往往也涉及到丑。然而,“丑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专门研究,开始于近代,主要代表者是德国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如罗森克南兹等人。他们揭露了丑的矛盾性质,认为丑不同于假、恶,当丑仅以其感性形式进入审美领域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具有某种积极的审美价值;指出丑与滑稽有一定的联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学著作,仍然极少有把丑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进行阐述的。因此,刘隆民同志在《论丑》一文(《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中进行的理论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兼与程乃胜同志商榷

近期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的观点,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长期以来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根据,认为抗日战争存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即“第三阶段”,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毛     

论大学教学理论的源泉——兼与于美方同志商榷

大学教学理论产生的源泉在哪里呢?当然是大学教学的实践。这个实践所产生的理论问题解决了没有?有不同程度的解决,尚没有很好的解决,更谈不上完全的解决,很有探讨的必要。我国是世界上产生高等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伴随其发展产生了一些零星的或分散的教育理论,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随着高等教育加快步伐的发展,并在国际高等教育科学理论飞快发展的促动下,我     

论历史的自我创造及其动力——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一,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不过是人化了的自然,因而社会界同自然界一样,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即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当自然科学家们按照机械决定论,把凡是起作用的某种原因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而“弄糊涂了”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终极原因就在事物的因果系统本身,就是事物因果系统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他说:“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再论云南沧源崖画的族属——兼与邱钟仑同志商榷

云南沧源崖画是迄今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崖画。８０年代以来，它已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旅游者的关注，其研究已经在深入之中。其中，最集中的热点仍是崖画的创作年代和族属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在族属问题上，作者仍坚持佤族先民——“尾濮”说之观点，并再论证，以此研讨。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教育的产业性不容置疑——兼与王晓辉同志商榷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保持各行业在发展上的平衡。但如何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基本策略是从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入手,建立产业间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但具体将哪种产业置于产业结构中什么层次和什么地位,主要取决于当时对该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要遵循各产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要着眼于调整产业之间不同特性的联系方式与手段。王晓辉同志(以下简称王)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质疑与探讨》一文,很值得从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什么是产业性?教育有没有产业性?教育的公益…     

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兼与孙锡敏同志商榷

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兼与孙锡敏同志商榷曲阜师大教科所姚炳坤孙锡敏同志在《吉林教育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上发表了《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以下简称孙文）．该文论证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由客观存在向客体再向现实的科学研究对象转化．由此进...     

论模糊管理的实在性--兼与林泽华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学校管理"五宜五忌">一文(原载于2001年8月1日出版的<教学与管理>第14～15页),作者针对学校管理现象中相互对立的五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读来很受启发,领悟了作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然而,对于该文中"宜客观评价,忌模糊管理"这一观点不敢苟同.我不揣浅陋,拟进一步探讨,以明辨学理.     

论蓝天蔚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倾向——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蓝天蔚(1878—1921),字秀豪,湖北黄陂人,著名的“士官三杰”之一,早年参加过拒俄运动,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新军第2混成协协统。辛亥年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第20镇统制张绍曾一起领导了“滦洲兵谏”,并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进行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其它重大活动,是辛亥革命在北方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目前史学界对其尚缺乏应有的重视。董方奎同志在《论“滦洲兵谏”和“士官三杰”》文中(以下简称董文)进行有益的探索后认为,“滦洲兵谏”是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在梁启超直接策划下进行的”,“张、蓝等始终也未放弃君主立宪的宗旨,完成向民主主义的转化。”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就蓝天蔚在辛亥革命中政治倾向问题提出商榷。     

论感悟在修辞学研究中的意义——兼与郑荣馨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不属于科学部门。在修辞学中，研究者首先要以感悟之心去面对修辞现象，对修辞的审美价值作出判断，这是核心的问题。此外，修辞学也需要理性思维的渗入、科学主义的辅助，这样，现代修辞学才能区别于旧的点评式修辞研究。对郑荣馨同志《〈修辞学的性质新论〉质疑》一文，本文多有不赞同处，在此一并进行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