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科学史的比较研究能否取得良好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审慎地考察其方法论问题。本文在借鉴比较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比较科学史方法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认为在科学史可比性原则的引导下，比较研究可以克服传统科学史编纂学考证方法的局限性，能够客观地考察科学发展从微观到宏观实际，有利于进行概括、发现和检验有关科学发展规律性假说。     

论科学社会史的地位和研究内容

<正> 一、从科学史定义看科学社会史的地位科学史概念的内涵、外延是不断变化的。这既能反映科学史自身研究内容的变化,又能体现科学的价值和影响的改变。要想从科学史的定义探讨科学社会史的地位,那就应该着眼于近期的定义,起码应该是本世纪以来的定义。萨顿认为,科学史是有关“客观真理的发现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物质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终结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这个定义中的第一句话是指科学学说史,第二和第三句话是指科学的社会影响以及理论产生的社     

浅议儒学社会思想与社会学

本文从社会学的发生学意义入手,对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能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儒学中虽然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因素,但不能将其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等量齐观。     

近代科学对偶然性的接受及其与基督教创世教义的关系 对福斯特论题的评述与修正

福斯特的论题一反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冲突论,试图论证基督教教义对近代科学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上帝创世教义导致了自然哲学中对偶然性的接受,进而使得近代科学家在方法论上重视观察、经验。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变化不大,但影响范围延伸到自然哲学领域。福斯特论题对科学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忽视了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作用,对基督教教义渗入自然哲学之过程的定期过于狭窄,忽视方法对自然哲学的反向构建,等等;为了延续其思想活力,可以将论证限于"创世教义对自然哲学接受偶然性的影响"这一步,并适度扩展这一影响的时间跨度。     

普赖斯与科学史定量研究

普赖斯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集大成者,而科学史定量研究亦是普赖斯学术研究的逻辑主线。科学增长指数规律是普赖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起点,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好奇与思考、学术生涯早期在物理学与数学方面的积淀,以及从布拉格和帕金森那里得到的直接启发。从“科学是‘印纸中心’的累积活动”这一基本认识和假设出发,普赖斯继承并发展了基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形成了“普赖斯三定律”。与此同时,普赖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探秘科学论文的网络结构,描绘了从知识基础走向知识前沿的科学发展整体图景,开启了基于科学论文的引文分析主流方向。普赖斯既是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的积极宣扬者,也是富有成效的实践者。     

新视野中的“李约瑟难题”

将“李约瑟难题”置于李约瑟科学史思想与科学史研究工作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内涵是下述三个问题1)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什么因素造成“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李约瑟着力解答了第1、第3两个问题，而忽视第2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留下的重要任务。     

贝尔纳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一种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质。20世纪30—40年代,英国左派科学家卓有成效地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有品质引入到科学研究领域,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贝尔纳主义。贝尔纳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创新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成为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等一些科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之一,影响至今。因此,对贝尔纳主义的研究,不仅能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旺盛生命力,而且能够增强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     

女性主义与SSK的科学编史学共性分析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科学史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简要分析,认为二者在科学编史学层面上具有如下一般共性:均以建构主义科学观作为编史基础和前提;均采取批判编史学的立场,对关于科学“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区分、辉格式的编史原则及“进步主义”科学史观进行了批判.     

反驳神迹的“休谟传统”及其问题

休谟反驳神迹的论证的"根本困难"是内在主义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这对组合的相互冲突。"休谟传统"基于内在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的自然主义的组合而提出了各种反驳神迹的论证,由于这种组合面临着和休谟的组合类似的冲突,所以在此意义上,"休谟传统"没有成功地提出一种比休谟更强的反对神迹的论证。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史学实践——评夏平与沙弗尔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活动》

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这两大学科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默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主张对科学体制进行社会学考察。科学史中则产生了旷日持久的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争，主流观点认为思想史是主体，社会史是补充。两大学科的共同特点是，都把社会对科学的影响看作是一种弱影响，只分析社会如何为科学提供动力，没有对社会如何影响科学知识本身做出评价。而且，在已有的框架下，科学知识与科学体制、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区别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