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得被害人承诺

得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是否阻却违法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法学界的通说是有条件的接收得被害人承诺的行为阻却违法，其适用范围应该仅限于被害人有权处理的私法益。其阻却违法的要件应该是，有承诺能力的承诺权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在侵害行为发生之前，任意性地表达对特定侵害结果的承诺，同时，还要求侵害人对承诺有明确认识。     

被害人承诺探析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合法化事由。对大多数仅关涉个人法益的犯罪之承诺具有合法化的效力，但对于人身及生命的法益，尤其是关切于公共的法益则不然。被害人承诺必须在承诺能力、承诺瑕疵、承诺对象、承诺的主观要求等方面符合一定要求方为有效。     

由被害人虚假承诺表现的紧急避险初探

在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时，被害人为避免更大的损害做出的同意侵害人实施有别于先前那种侵害行为的承诺，对这种在被害人虚假承诺情形下不法侵害人实施的侵害行为如何认定，司法实践在时常遇到而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却鲜有研究，作者在本文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被害人承诺理论比较研究

被害人承诺理论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西方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关于此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说。但是在我国，被害人承诺理论近几年学者始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笔者尝试从中外刑法学者对被害人承诺理论的背景比较出发，对被害人承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是指义愤杀人,因不堪被害人长期迫害或虐待的杀人,基于被害人请求或得其承诺的杀人,生母杀害亲生婴儿的行为,教唆、帮助自杀,"大义灭亲"杀人,不作为杀人等情形。     

被害人承诺有效性之研究——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为例

梳理被害人承诺的发展理路,可以发现自其被提出以来。后来者对被害人承诺的认识与剖析均各抒己见。由于被害人承诺强大的法治理性,现代各国立法、司法、执法中均有大量的运用和体现,对促进法治有重要作用。恰逢《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且被害人承诺与本罪的法理基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为例来探讨被害人承诺,确证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立法原理,以对被害人承诺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被害人承诺的法律效力

被害人承诺是指具体法益所有人对于他人侵犯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我国刑法典中并未明确被害人承诺.那么是否一切被害人的承诺均可以成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将就被害人承诺的法律效力进行详细论述.     

刑事政策视野中"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界说

随着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运动的发展,“无被害人犯罪”的研究也相伴而生,而目前国内外刑法学界对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并没有统一且准确的界定。对“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界定的价值主要是从刑事立法政策层面谈及的。而在刑事立法政策视野中探讨“无被害人犯罪”概念,它一定是在犯罪学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刑法规范中的“犯罪”概念。那么为什么冠以“无被害人”称谓呢？笔者认为,应结合“无被害人犯罪”概念首次出现的背景和特别指代的行为对象对“无被害人”作限制性的理解,而不能仅就“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字面表述作绝对逻辑性的解释,事实上这里的“被害人”并没有深入到国家被害和社会被害的认识程度,仅仅是指没有直接的个人被害人而已。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之探析

我国每年有大量的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可是,在我国器官供与求的矛盾使得器官买卖时有发生、器官黑市横行。我国刑法在《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新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这里仅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器官（犯罪对象）、被害人承诺以及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这三点来做探析。     

优质教育与教育机会均等

与素质教育一样，优质教育包含了一种承诺。这种承诺一方面是在教育服务上的优质化，即具有明晰的教育目标、严格的学术标准、优良的教师团队和良好的课程组织；另一方面，希望借助这种优质服务，达成每个个体的发展。那么，这种承诺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样的实     

实施效果与制约因素：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考察

司法实践中之法律与文本状态下的法律往往呈现某种或大或小的差距。民国时期是我国移植西式法律之立法高峰期。静态中之文本易移植,而照搬建立在西式工业文明之上的法律却难在我国生根发芽。原因在于制约法律实施效果的因素颇多,如：法律文本与现实的脱离、“息讼”观念的影响、司法无力,等等。     

器官移植立法:意义、原则与内容

器官移植立法对于保障人体器官捐赠、移植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器官移植立法应当遵循禁止器官买卖、自愿无偿捐赠、无伤害等原则,其内容包括许可证制度、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手术审批程序、移植种类对象、违反法律责任.     

关于法律移植的几个问题

法律移植是指国与国之间或一国之内各行政区域之间法律条文、具体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规概念和技术、法律观念等的相互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国历史上共有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法律移植是丰富法律文化的重要途径。     

对我国离婚法定条件的探讨

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作为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之一，虽然能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的面貌，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构成婚姻实体的所有方面乃至夫妻关系整体。如以婚姻关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条件则具有更科学、更全面的包客性。仅以感情破裂为离婚标准不仅存在极端的个人主义取向，而且势必导致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失衡。     

对我国消法解决消费争议的机制思考

现阶段,消费争议解决在国际上的做法虽然各异,但是其理念都是趋同:首先,以调节为主。从着重对抗性质的诉讼改为以行政或司法机关调解为主,由此就可以看出事先的约定以及合同效果重于事后的裁决;其次,法律经济学思想逐渐成熟。从手续齐全、常规的高消耗诉讼转向低成本小额诉讼、公益诉讼或者集体诉讼,进而加强非诉方式解决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论教育的实践性——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视角

实践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具有特定的涵义。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对它的实践性的理解应超越与理论相对的简单判断，从实践自身的内涵以及它与理论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将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应该以其自身为目的；教育不是生产，但离不开生产的技艺；教育不是理论，但理论是最高的教育实践。     

析公司人格的滥用与否定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整个体系尚未形成,其结果不仅给实际运作带来不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公司法律制度的积极效应。一个极端的例证便是,当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未确立的情况下,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无疑为一些不诚之徒提供了合法的保护伞。鉴于此,有必要尽快建立公司人格否定制度,以减少现实生活中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教育法典化视角下教育法律行为 概念的界定与澄清

“教育（法律）行为”概念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教育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整合各类教育法上的行为，并弥补现有概念工具的不足。然而，学界对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仍缺乏深入讨论。其一，教育行为概念的用法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其二，教育法律行为概念的界定系由传统法理学上的法律行为转变而来，过于简单，难以揭示各类教育行为的共同本质，难以承担建构教育法内在体系的功能，也难以彰显教育法的独特价值追求。为构建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法行为概念，应将教育行为界定为与教育有关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法律行为与教育事实行为。对于教育法律行为来说，“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是其法律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性）”则是其根本目标。因此，可以将教育法律行为界定为：教育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主体基于教育性目的所作出的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脑死亡"的价值与挑战

脑死亡是由当代科学和医学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问题，也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脑死亡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生和死的判别由经验转向了科学；凸显了大脑和心脏在人的生命系统和自我认同中的不同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脑死亡标准不一定意味着对于心死亡标准的截然取代。而是将与其并存。脑死亡的实施提出了抢救生命的价值、代价和极限问题，将对生命终结标准的选择权和宣判权提出挑战，也将对人们通常的“孝”和“敬”等观念提出挑战。脑死亡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有利于器官移植，而让生命以此种方式得以延续值得提倡。因此应当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和进步的心态来积极推进有关脑死亡的立法。     

试论外来生物立法

笔者通过对比,得出我国现行外来生物法律存在立法目的不准确、立法原则不明、法律制度不完备、管理体制不协调等问题,建议制定专门的、统一的《外来生物法》,将基本原则、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加以规定,以利于对外来生物的管理,并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