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罪数形态问题研究

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是一种侵犯他人的商标专用权及国家商标管理制度的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过程中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断。行为人明知某种商品属于伪劣商品,且明知该商品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仍予以销售,构成犯罪的,应认定为法条竞合犯,依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断。行为人假冒注册商标后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以获取非法利润的,属于吸收犯的一种类型,应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行为人非法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又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该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的标识的行为之间存在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吸收关系,符合吸收犯的特征。     

法律拟制与罪数形态之关系辨析

法定的一罪包括集合犯和结合犯两种形态,故而区分法律拟制与法定的一罪就必须分别区分法律拟制与集合犯、结合犯。集合犯和结合犯实际上均属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处断的一罪中可能与法律拟制存在"交集"的是连续犯和牵连犯。连续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交叉的关系,其交集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3款、第二百零一条第3款、第二百六十三条等11个经法定化的连续犯条款。牵连犯与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类型的法律拟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如均是将实质上的数罪以一罪处断、所包含的数行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和一定程度的牵连性,以及均是将数罪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或从一重罪从重处断等。当然,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具有更大的相异性:牵连犯是将数罪酌定为一罪处断,而法律拟制是将数罪法定为一罪处断。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牵连犯和法律拟制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框架内只能呈现平行的状态,而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既是牵连犯又是法律拟制的规定。     

贪污罪立法的历史渊源

作者回顾了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有关贪污罪的立法,指出导致立法的社会历史 原因,归纳了贪污罪立法的若干特色。文章最后强调应当重视个罪立法演变的研究。     

选择性规范中罪名及其衍生的罪数问题

刑事选择性规范中涉及犯罪主体、主观要件、客观行为和犯罪对象等要件的选择，因情而异，或因罪名的选择而为一罪；或因罪名的并列而为数罪。本文立足于罪数之标准解构刑事规范，以求刑罚理性适用。     

关于贪污罪最低数额的探讨

贪污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按数额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刑法理论中在对贪污罪是否有最低数额的问题方面有较大的争议。对于贪污罪最低数额的确定,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加以掌握,确定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不利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当然,这样也并不排除由有关部门根据各地的情况确定一个符合本地实际的数额标准。     

罪数个体标准的反思

罪数个体标准是确定犯罪单复的依据和基础。刑法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确定罪数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我国罪数形态体系的内容和构造。通过从形式逻辑和实质内容两个方面对我国罪数形态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后,能够确定罪数个体标准并非现有的犯罪构成,而且犯罪构成由于其天生不足和理论缺陷,也无法成为判定犯罪个数的唯一标准。罪数个体标准的确定,应当以刑法之规定为基础,同时以刑罚适用为目的和导向,在方法上既可以对原有犯罪构成进行深入的全面理解和实质确定,也可以循着法律思维的判断路径进行逐步的分析,关键在于能够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受贿罪罪数认定问题研究

收受贿赂与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实施又往往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对这种情况,是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如何处罚,成为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和疑难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刑法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司法实践指导,都具有重大现实的意义。     

论贪污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以及对所谓共同犯罪的认定,虽然有了明文规定,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解决这些问题,使之达成共识,对于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我国的廉政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受委托型贪污罪的认定

受委托型贪污罪作为特殊的贪污罪,其认定必须从严。只有既满足委托各要件又符合一般贪污罪本质特征的行为才足以构成受委托型贪污罪。即使在重点整治贪腐问题的时代背景下,也只有那些既侵犯国家公务人员职务廉洁性,又满足委托构成要件的主体,才足以成为受委托型贪污罪的主体,否则只会与从严治吏,惩腐倡廉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对我国的启示

腐败犯罪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为了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已于2005年批准并签署了该公约。其第37条确立的＂与执法机关的合作＂是一个亮点,有利于积极侦破和追诉腐败犯罪,但我国相关立法较为滞后,因而如何正确理解和有效落实该公约有关规定,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我国认定贪污罪对象的基本范畴

在贪污罪的认定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行为人侵犯的对象范畴有着特殊的规定。贪污罪犯罪对象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能否构成贪污罪。在现今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的认定必须以刑法规范为依据,深入分析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特别是对某些比较特殊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以便确保司法机关在贪污罪的认定上能够准确地进行认定和判断。     

腐败成本的刑法学分析

腐败滋生蔓延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我国,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低是腐败滋生的原因之一.在现有体制下,与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相比,腐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所承担的精神压力等方面投入的成本较小.本文通过对腐败成本的分析,针对我国腐败行为的“低风险、低成本、高收益”的现状,提出以刑事法律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从而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构筑反腐防线.     

腐败犯罪原因探微——以制度与人性为进路

腐败犯罪的制度原因在于权力的异化,人性原因在于追求功利。而要抑制腐败犯罪则需要在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构筑更为完善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才能奏效。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贪污受贿犯罪阶段性心理特征

贪污受贿犯罪是国家和人民深恶痛绝的一种丑恶腐败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入而越来越大。尽管贪污受贿犯罪人员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心理过程千变万化,但其心理特征有共性可寻、有规律可循。     

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的犯罪预防体系研究

犯罪问题己经成为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难题,如何预防和控制犯罪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为重心,系统地进行犯罪分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这对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鉴于此,要想区别各种犯罪的异同,就必须研究它们的分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犯罪的预防与治理难题。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重在阐明无论在立法、司法或刑事法律理念中,都要坚持形式高于实质的原则,因为我们要追求正义的结果,就必须经历正义的过程,而该正义的过程便是形式合理。     

女性美容腐败犯罪探析

美容腐败犯罪作为女性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形式,具有与一般职务犯罪不同的特点,已经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女性公职人员美容腐败犯罪现象的产生与我国不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市场秩序、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铲除女性美容腐败犯罪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