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群玉诗歌的情感内涵

在晚唐诗歌璀璨的星空中。李群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湘楚文化滋养下的文化个性和抒情模式体现了对以屈、宋和庄子为代表的湘楚文化及其诗性思维方式的认同,其诗歌作品是对以迁谪和隐逸为主题的湘楚文化的反复吟咏和诗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再创造。从情感的共时向度上看,其诗歌与晚唐普遍的末世情感也呈现出一致性。     

湘楚文化在巴陵戏舞美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

巴陵戏作为占有重要地位的湖南主要地方戏剧种,其深受地方文化影响,尤其是湘楚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呈现的艺术风格,隐射的人文情感,传达的价值观念,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通过对湘楚文化元素的运用,岳阳独有的文化元素在舞台美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帮助观众加深了对戏曲的理解,感受戏曲所要表达的湘楚文化精神。     

论李商隐诗歌意象的悲剧色彩及其成因

晚唐诗人李商隐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刻意追求意象美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位积极入世的诗人,但因其政治追求的失意和人生际遇的坎坷,情感长期郁积,导致他的诗歌意象运用独特,形成了一系列以悲剧心态为情感底蕴的诗歌意象,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悲剧情调,从而产生了跨越古今的美学感染力。     

盛、晚唐送别诗情感差异探微

时代不同，诗歌情感自然呈现差异．本为悲情萦绕的送别诗，在盛唐和晚唐却有着不一样的滋味，这不仅仅是“悲”的程度深浅所能概括的。笔者以《文苑英华》所收诗歌为例，并重点分析送人赴任之作，以突现其差异。     

略论晚唐诗歌的家园回归情怀

晚唐诗歌中存在明显的家园回归情怀,这种情怀与晚唐诗人浓烈的家园意识密切相关。晚唐诗人运用直抒胸臆、托物言志这两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浓烈的家园回归情怀。这种家园回归情怀的出现和表达是和晚唐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晚唐诗人的社会生存和心灵感受密切相关的。晚唐诗歌家园回归情怀的表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代诗歌由外拓向内敛的演进轨迹。     

湘楚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毛泽东诗词与屈原创作的启示

毛泽东和屈原是湘楚文化哺育出来的两位历史巨人。屈原的《离骚》和毛泽东诗词则是湘楚文化中最为璀灿的艺术篇章。毛泽东十分赞赏屈原,喜爱《楚辞》。两位历史巨人虽相距两千多年,但心灵是相通的。其创作实践给人以深刻启示。     

新时期楚地文学的特点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地域文学方面较为突出，而地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性。在我国的地域文学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以楚文化代表的湘文学。湘文学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是作家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其生存环境相吻合，使得这种忧患意识更为深层。刚烈民魂，主要产生于楚人的尚武精神。因而，湘作家在楚文化的背景之下，建构自己的艺术风格，使得湘文学在地域文学中具有独树一帜的特点。     

晚唐离别诗的抒情走向

离别是唐代诗歌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题材,但晚唐离别诗的情感与初盛唐存在鲜明的差异,它已不再雄健浪漫,自然飘逸,它的情感走向了悲愁、淡漠、闲适和清幽。究其原因,是时势的变化影响了晚唐诗人,以及诗风,加上变革后的儒、释、道的影响,晚唐离别诗已失去了壮大昂扬之气。     

从薛能看晚唐文人的思想和心态

晚唐诗人薛能的诗歌因非议前贤而备受指责,但薛能的生活、思想和心态却可以说是晚唐的一个缩影.文章以薛能的诗歌和前人对薛能的评价为样本,由此窥视晚唐一代文人的思想心态和精神风貌.     

李商隐诗歌夜意象描写

夜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书写主题。唐代诗歌夜意象描写丰富而且多元,晚唐诗人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近600首诗歌中,关于“夜”的意象描写很多,且以“夜”为核心的词汇非常丰富。统计发现,李商隐诗歌中关于夜意象的描写有550余处,说明其诗歌创作不仅善于运用夜意象,而且夜意象描写丰富、密集。李商隐诗歌夜意象具有时间、情感、社会指向,大致可以归纳为黄昏意象、灯烛意象、月意象、梦意象等几种类型,这些意象显示出其诗歌的凄寒孤寂、朦胧哀艳、幽怨感伤等审美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由晚唐时代风貌、精神流变等社会因素以及身世家庭、性格爱好等个体因素使然。     

龙的意象与中国诗意思维关系的探源

本文探讨了中国民族文化经典意象的龙所内蕴的民族思维。认为中国民族思维即是由原始思维积淀而来又与其有着质的不同，并处于不断发展和更新中的一种用诗意的符号表达的诗意思维。     

中西方语言中悖论现象解决方式之比较

悖论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但中西方思想家对此采取的态度和解决方法迥然不同。中国思想家对悖论采取的是一种逍遥的、诗性的解决方式,而西方思想家对悖论的解决则具有一种＂执迷不悟＂、一究到底的执着精神。文章认为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在于,中国思想家注重人生实践甚于客观的宇宙自然、客观规律,在方法上采取直观体悟的方式对本体进行整体性把握,而非经由逻辑化、抽象化的语言探寻。这种逍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观,一方面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特别发达;另一方面,一旦这种思维和语言进入现代的立法、科学、道德、制度建设等领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歧义、混乱和无能。     

取象譬类与忧乐情怀 --意象思维诗化特征论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富于诗意的运行轨迹 ,它以取象譬类、天人互参的方式 ,以饱含情感的意象氛围直达诗意追求。取象譬类和情意倾向是它的诗化特征 ,它以形象的譬类 ,将其蕴涵的深刻情感展现出来 ,这种饱含情感的意象思维融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诗意精神。本文集中揭示了意象思维作为中国审美文化和诗意文化机制中枢的思维特征 ,为揭示意象思维乃至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诗意指向奠定了基础。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理想社会研究

乌托邦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实体论思维模式之上,它以超验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为基础,进化史观的烘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成了近代西方乌托邦的涌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典型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诗学思维模式,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历史观念上,循环史观是中国历史观念的主流,最为根本的是天人合一肯定现实世界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只有逍遥隐逸的桃花源,而没有否定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天人互参与意象氛围--意象思维诗化构建论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富于诗意的运行轨迹,它以取象譬类、天人互参的方式,以饱含情感的意象氛围直达诗意追求。天人互参构成了意象思维人化自然的实践性基础。意象氛围则构成了它得以呈现的体验基础。意象思维作为中国审美文化和诗意文化的中枢,以天人互参为实践基础,以意象氛围为表现形态和体验基础,构成了一个圆融整一的诗化世界。     

《周易》的诗性智慧

《周易》从原始诗性思维生发成为充满诗性智慧的“天人合一”精神。在理解世界的生成和变化方面,它表现为二项生成的诗性哲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它表现为让物性保持本真、充分自我呈现的诗性直观;在处理人间秩序方面,它表现为以天道提升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的诗性伦理。这种诗性智慧的本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对“生”的深深眷顾,它让我们看到了克服现代文明弊病的希望。     

当代美国散文诗的后现代叙事性

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美国散文诗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理论话语以及散文诗的创作和阅读接受方式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叙事性的介入和散文诗人的成功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主情”的美学特质。作者以美国诗人拉塞尔＆#183;埃德森散文诗作品为例,解读在人物塑造、话语模式、叙事情节和结构方面体现出的独特叙事性,并探讨这种实验探索性的散文诗创作如何使当代美国散文诗文本呈现出浓厚的后现代性。     

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兼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培育

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汇聚而成的一体多元的大文化。黄河流域的周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是构成华夏文化的两大源头。楚文化曾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其精神内核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曾经深刻影响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要培育和构建新时代民族精神．就必须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倡符合民情、富有特色的人文精神．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成果，与时俱进。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