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宋贬谪词人之畏祸心理对词体“诗化＂的影响

在北宋党争中,文字之祸频频发生,由此出现了很多贬谪文人。文祸带来的贬谪让他们在诗文创作上分外谨慎,甚至“不复作诗文”;另一方面,身处贬谪之中,他们心中有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地位低微的词得到了贬谪者的青睐,诗文中的很多题材内容悄悄转移到了词体当中。由此成全了词体“诗化”这一大变革。     

宋代词人贬谪与词境之转变

两宋由于新旧党争以及主战主和之争产生了大量的贬谪文人,其中不乏词坛大家.贬谪使词人们离开繁华都市中的温柔富贵和青楼的笙箫、家宴的安乐,在谪途与贬所饱经磨难的同时开阔了眼界.万水千山行遍的经历让他们笔下的词境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狭小变为阔大;二是由柔媚变为刚健.而这两点转变正是词体"诗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说,词人贬谪对词体诗化有着莫大的影响.     

例谈苏轼谐趣词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词至苏轼手中“亦自是一家”,不重复前人.在苏轼之后影响了很多词人,本文拟以黄庭坚为例,探讨苏轼谐趣词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北宋贬谪词对当代高职生的心理引导

针对高职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通过北宋贬谪词人在面对挫折时所体现出来的积极、乐观、豁达的态度及自我调适的各种方式,探索培养高职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方法,期望能提升高职生的心理素质。     

晁补之贬谪词“沉咽”之风论略

具有"沉咽"风格的作品在内容、情感方面,表现的是那些对于人生意义重大的事,抒发的是深沉的情感,而并非"闲事"、"闲情",且以悲哀伤感为主调。在情感表现的强度上不激烈、极端,在表现方式上大多委婉曲折,并非直抒胸臆、一览无余。晁补之的贬谪词在情感内容上多抒发功名幻灭、身世飘零、韶华迟暮之悲;在表现方式上悲语、壮语交错呈现,且喜化诗用典以构筑曲折厚重,正符合"沉咽"的风格特征。     

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苏轼,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纵观其一生,宦海沉浮,变幻莫测,但他胸怀坦荡,能处之泰然。他超然、坦荡人格的形成,内容丰富、成就卓然的诗歌创作,与他遭受贬谪,身心得到历练密切相关。研究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人生领悟及其诗歌创作。     

“独善其身“中的“兼济天下“——比较苏轼贬谪前后的思想异同

苏轼一生遭遇过两次重大挫折:中年时被贬黄州,晚年时又被贬至惠州、儋州.他一生都在追求儒家济世救民的思想,因受客观现实的沉重打击,在黄州时他对于仕途感到过失意,但并未绝望,仍想东山再起,佛老思想是他这一时期用于排遣苦闷和自我安慰的有力工具;来到海南后,他则决意离开仕途,转而效慕陶渊明,而这时佛老思想则是他追求生活本真状态的一种补充.     

佛老思想对苏轼贬谪词作的影响——《定风波》为例

苏轼的<定风波>一词中潜隐在旷达超脱背后的是词人感叹"人生如梦、虚幻不实"的心态.这种心态在苏轼的贬谪创作中反复出现,而这种心态恰恰是禅宗的精神内蕴.即用一种"寓身物内,超然物外"的冷静态度去反观宇宙人生,将自己的心灵、视角超乎社会、人生以及自然界之上.宋朝文人的佛老之风以及苏轼的人生遭遇,对苏轼贬谪期间词作创作的精神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宋“以文为诗”观念及其对词与书画的影响

“以文为诗”的新变与北宋经学、词与书画等领域的新变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独具特色的“元祐新经义”;施于文则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士大夫之词;施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成“士人书画”一体。     

论苏轼对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

贬谪诗人的大量出现是宋高宗朝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学现象。这一时期贬谪诗人达观心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苏轼在面对贬谪生涯时所表现出来的超脱旷达为他们树立了积极的榜样。苏轼的这种典范作用落实到诗人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东坡素材"诗歌的创作及和陶诗、和苏诗的写作。     

黄庭坚入蜀与北宋党争

黄庭坚曾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后又被移置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遇赦东归。他在蜀中度过六年多的谪居生活。其被贬入蜀既是他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见解的结果,更与北宋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代文人书法技法的个性化阐释

从历代书法风格的递变来观察,技法承担着各个时期书法风格形成的基础任务。＂尚意＂成为宋代书法风格的主流,书写形式多以信札、尺牍为主,书体以行草为主,其代表性书家的个性化技法,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巨大转变,由一种崇尚开放的文人自然心性取代了前唐谨守法度的肃穆庄严。     

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

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异常活跃。他们很多人恪守传统儒家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或以天下为己任,厉行忠义;或尊经法古,净化世道人心,其精神一直为后世所称道。但与此同时,传统士大夫身上的消极性因素此时亦得以放大,其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异动倾向。而传统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扭曲,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惠州知州考略————北宋篇

惠州单列成州,在公元917年,入宋在971年,向来为岭南重镇。惠州知州数目历来统计较多,但存在争议。来惠州之谪宦于惠州发展作用明显,与惠州守官之态度亦密切关联。而惠州守官与惠州经济、文化、教育等直接相关。宋代惠州守官大多来自福建,优劣不一。文章综合方志、正史,对北宋惠州守官做综合考察。     

宋代词论辨疑四则

学术界历来认为,宋代词论中苏轼鄙视柳永,而李清照又不满苏轼。事实上,苏轼对柳永的态度比较辩证,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与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具备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张炎《词源》提出“清空”概念,众多学推许它是清雅人格的象征,细经辨析,则应属于词法范畴的规则。     

人生自古伤离别,个中滋味几人知--浅谈北宋别情词风格的演变

别情词是宋词中的一朵奇葩，在宋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文章分别选取秦观和苏轼作为北宋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别情词的代表人物，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和体会，来研究北宋别情词风格的演变。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文人活动研究——以苏轼、秦观、陈师道为中心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引领风气的文坛盟主。笔者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等主要作家为切入点,对北宋熙宁、元丰间的徐州文人交游唱和活动展开研究。该活动历时两年,始终以苏轼为中心,参与者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基于共同的人生志趣和文学追求,在徐州寻胜访幽、诗酒酬唱,翰墨往来不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因素,而且对北宋后期及后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北宋时期的洛阳士人

北宋时期,以留守官员、世家大族和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洛阳士人,在陪都洛阳绝佳山水风光和浓郁文化氛围的吸引与熏陶之下,或追慕先贤集会游乐,或放逸心情纵情山水,或挥毫泼墨潜心著述。这部分人以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程颐、程颢、邵雍等为代表,在洛阳写下了他们的传世之作,在文、史、哲等领域均创作出杰出的成果。在成就其崇高学术地位的同时,也共同缔造了繁盛的洛阳文化,使洛阳成为北宋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化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