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德裕文赋用韵简析

赋是我国古代文体之一,赋韵与同时代的诗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唐代李德裕在当时的文赋(古赋)成就是较高的,故研究他的文赋用韵不仅可以挖掘出他个人作品中的深层语音系统,而且对揭示中晚唐语音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骚体赋应为骚体诗——为骚体赋正名

1 在中国文学史上,辞赋向来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本来,辞是辞,赋是赋,这二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辞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诗,而赋,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特产,是指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先秦时代是没有辞这一概念的,把屈原等的作品称作楚辞那已是汉代的事了。先秦虽有赋的概念,但那与指文体的赋却有很大的距离。《左传》、《国语》等典籍多有“赋”字,但都用作动词,它们或指诵读前人的作品,如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赋体”管见——从渊源说到流变

赋,在渊源上既是一种表现手法,又是一种文体样式。作为一种独立发展的文体样式,赋体以诗、骚为源头,而又在韵文与散文、咏物与抒情等形式、内容层面存在区别,是一种介于诗骚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样式,且更倾向于后者。赋体有其相对清晰的发展轨迹,随着抒情功能的凸显和体物功能的衰退,赋体走向了分化。     

《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

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及有关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文体辨析的发达 ,“赋”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明晰 ,故而逐渐与骚、七、颂等文体区别开来 ,成为一独立文体 ,且为目录书单独著录。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了相当规模。理论探讨方面 ,与汉代相较 ,六朝不唯赋论材料明显增多 ,研究亦更为系统     

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庾信诗赋创作艺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诗与赋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诗体与赋体直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不断从对方那里借鉴与吸收某些艺术长处,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由此产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这是诗赋二体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诗赋作家。他文才高瞻,诗赋兼工,北周宁文连说他“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创亮”（《庾信集序》）从创作艺术看,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是应信诗赋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诗赋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却长期以来为论咦信…     

辞、赋异体说商兑

辞、赋异体说商兑汪祚民楚辞与赋，关系密切，古今公认。然楚辞是否即为赋体，则众说不一。归结起来，可分两派：一派称楚辞作品为赋，将屈、宋、枚、马并列为赋家；另一派离析辞、赋，将楚辞视为与赋相对的另一种文体。前者历时久远，与赋学研究历史相始终；后者晚起，盛...     

《文选》不录齐梁赋辨

宋齐时代,诗歌有了极大发展,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讨论文学仍视赋为文学主体,梁时<文选>列赋于首位,是有文学史依据的.但<文选>不录齐梁赋,却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以<文选>赋十五类一一对照齐梁赋,齐梁赋确实没有好作品可录入者,只有沈约<郊居赋>尚可.<郊居赋>可属<文选>赋"志"类,但沈约<郊居赋>与"志"类潘岳<闲居赋>,意思有重复之处;且<郊居赋>又有怨梁武帝之嫌,那么不录也是情理之中的.齐梁时代赋作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崇尚赋的诗化,或是文体形式上的半诗半赋,或是文体内涵上的抒情.作为梁朝文论三派的正统派,萧统鄙视这样的作品;另外,萧统时,这类赋作正在兴起,<文选>未录这样的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金”戈铁马下的一株文学奇葩——浅论元好问之《秋望赋》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为人称道的总是他的诗歌和诗论,而其他文体作品并不为人所重视。本文就选用他“低调”的赋作——《秋望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其对先秦两汉文学艺术特色的承传及其原因,从而也为我们体察整个金代文坛的状况另辟蹊径。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

从个人生活经历上看,金庸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成功报人、政论家的查良镛与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这也决定了金庸不仅仅把武侠小说当做历史和文学故事来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宣泄他作为政论家的政治热情,表现其内心的政治思考和抱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其前者身份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政治情结,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郭璞《江赋》析论

郭璞是两晋文坛上的一位奇才,历来对他的研究多关注于其语言学成就、生平思想和游仙诗等方面,辞赋研究则相对甚少。通过对郭璞《江赋》进行创作背景介绍、文本解读、艺术性解析,力图对该赋作全面深入的关照,以期在郭璞的辞赋研究方面做一点补充,并希望有助于今后对郭璞辞赋的进一步研究。     

《古文辞类纂》重视辞赋选录的理论指归

姚鼐《古文辞类纂》打破辞赋与古文对立并举的传统观念,明确将辞赋作为古文的一个类别大量选录;其圈定的最优作品,辞赋最多。在古文选本中如此重视辞赋选录,意在强化古文的辞章之美,完善其古文内部审美图式的理论构建,提升古文的审美层次,重建桐城派古文的新文统,使桐城派古文理论在审美的维度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论扬雄赋

扬雄大赋重视讽谏，并开辟了新的讽谏手法，即正文中杂以微讽，以点醒题旨，大量用典，夹叙夹议，以及结合行踪咏史怀古的体格，其意义在于试图摆脱描写与讽谏游离的格套，从而自然过渡到他本人后期的言志赋。也启发了以后的纪行赋作家，扬雄的言志赋则体现出儒、道、骚融合的倾向，既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又并不废弃道德操守的价值。他的创作从大赋到言志赋的发展，在汉赋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刘禹锡乐府诗浅论

刘禹锡的乐府诗在他的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独特的一生中,作为诗人,他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诗歌的特点和风格;在继承前人相关的艺术成果的基础上,他以个人特有的艺术修养和文学才能,在中唐的诗歌的创作中而卓然成为一家。     

阮葵生的辞赋创作

阮葵生的辞赋主要包括大赋和律赋两种类型。大赋以制图、平叛、巡游、庆典等军国大事为题材，以赋存史，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颂扬处于全盛期大清帝国的声威和乾隆帝的功德：律赋涉及城邑、冶炼、神话、理论及景物等话题，内容丰富，结构精巧，文辞精粹，情景交融，是典型的文人赋。     

论蔡邕小赋

蔡邕小赋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羁绊,在恋情赋中表现被礼教束缚的世俗情感;在咏物赋中吟咏个体的人生况味;在艺术和游戏题材的赋中表现个体的审美感受和娱乐情怀;凡此均反映出个性的觉醒与审美趣味的活跃。     

从《七发》到《天子游猎赋》——脱离上古文学传统，确立汉赋表现世界

枚乘《七发》开创了汉大赋这一体式，是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直接祖先。但枚乘的《七发》背后还存在着古老的师承，司马相如的作品却脱离了上古文学传统，确立了汉赋的表现世界，标志着汉赋新的发展方向。     

渴望创造的主体论者

刘再复是新时期坛上一位渴望创造的主体论，其长短优劣皆备于此，其努力的行迹和理论建树既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自己的特色，但也有不可忽视的诸多局限及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