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世之学术》到《清代学术概论》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研治清学史的处女作,《清代学术概论》是梁氏清学史研究的经典名著。二书相距16年,从《近世之学术》到《清代学术概论》,不仅引发了梁启超与章太炎间的一段瓜葛,还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清学史研究上的不断深入。     

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述论

本文是对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的论述。关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要点分析(包括内涵、划分标准、历史背景、实质)、形成的思想渊源以及得失的评价,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第一部分。中国新史学先锋之一的夏曾佑的中国史分期、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三分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梁氏分期说有着内在联系,以此为代表,展开论述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的历史影响以及历史地位将成为本文的第二部分。     

梁启超“流质易变”之我见

文章评价了梁启超在各个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力图探索梁氏面对纷繁激荡的社会变革,其心境的变化,包括其政治思想局限性和幼稚性。从而论证梁氏并非单纯保皇守旧,而是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不乱唱高调,踏踏实实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殚精竭虑,期望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人民的复兴之路。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探索与透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砥砺振兴中华民族的斗志,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梁启超对近代乃至当今社会思想的重大影响。面对物欲横流、信仰危机的现实社会,更须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影响社会,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梁启超(1873——1929)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活动领域于政治、文化与学术,均曾涉足,并卓有成就。本文仅对他在小说领域中的活动,略加评论。梁氏在小说领域的活动,开始于1896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时期,该报辟有“域外报译”、“西文报译”专栏,刊登各种译作。其第一册发表汉译侦探小说《英国包探话喀迭医     

“新民”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浓烈的功利主义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梁氏的小说理论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其"新民"之文化启蒙的需要。梁氏赋予小说以强大的功能,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而非小说文体本有的属性。同时,梁氏小说理论之功利主义,也与其身处过渡时代、有意误读日本政治小说和实施特定的表述策略相关。     

梁启超摄取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东学背景

梁启超主要是通过明治时期日本的文献来接受与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梁氏参考的文献相当驳杂,内容上存在矛盾之处,反映了日本当时的时代特色。明治日本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摄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在明治日本受到相当大的曲解,另一方面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经验论哲学基础被忽略。这些不可避免地对梁启超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摄取造成了重要影响,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又使其对边沁思想的理解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举行。来自美、法、德、日、韩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大会,并提交了110多篇论文。大会对梁启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讨,涉及梁氏的国民观、思想文化观、哲学观、民族观、史学观、宗教观、经济观、性别观、新闻舆论思想及其办报活动以及梁氏和同时代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学术讨探。梁启超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课题。台…     

论梁启超的当代人物专传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斗士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梁氏很快学会了日语,这使他有机会大量阅读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版书籍.这正如其在《东籍月旦·叙论》中所说的:“新习得一外国语言文字,如新寻得一殖民地.”对此,梁氏颇感欣慰,他说:“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氏借鉴欧美、日本的史学理论,开始了企图打破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探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了《南海康先生传》和《李鸿章》这两部重要的当代人物专传.     

梁启超民主思想内涵要述

作为变法期间激进的宣传家、活动家的梁启超,一生著述丰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相对而言,他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文化教育事业的宣传和实践,而民主思想则又构成梁氏政治改良思想的基本内核。本文试图对梁氏民主思想的内涵作一简要论述。     

论清末日本政治小说翻译

政治小说起源于英国,其意在传播政治观点,表达政治主张。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量英国政治小说译入日本,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躲避慈禧的迫害而逃亡日本。在日流亡期间,梁启超认识到,要变革中国,"自上而下"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开启民智,改造人民思想,才能实现国内改革。他将"政治小说"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并欲通过兴办报刊,译介政治小说,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等举措,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传播政治主张。此外,同时期内有大量外国政治小说通过译介而引入中国。政治小说本文试通过对清末政治小说译介活动的分析,探究政治小说的翻译活动对当时清朝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     

梁启超重要档案首度公开拍卖

日前,北京匡时在北京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并现场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定于10月下旬对这批尘封百年的珍贵文物举办主题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系列活动,包括出版、展览、国际研讨会与演讲周。"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其中287通信札,包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思想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养育的九个儿女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均取得傲人的成就。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世界上鲜见的。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始终坚持"人必有爱国心,方可成大事"的宗旨,以"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人生态度,在十几个领域作出贡献。梁氏兄妹的成就是个人勤奋的收获,更是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成功。随着历史的演变,家庭教育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面对世界种种诱惑,家庭教育书刊琳琅满目,家庭教育无从下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学习借鉴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包括爱国主义、趣味教育、寒士家风等教育内容,言传身教、中西结合、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

梁启超,梁思永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梁启超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方面具有开拓之功,并且关注田野发掘。梁思永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有推进作用,尤其在龙山文化、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的撰写上卓有建树。梁氏父子薪火相传,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基础。     

梁启超两党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坛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系统阐述两党政治思想并具体实践最力者,当属梁启超.然而,从当时的选举制度、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要求、民众的认同心理以及政党的特点和政治大环境看,中国都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起码条件,梁氏的两党政治根本不可能实现.     

梁启超的家教之道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学和政治家，他的家庭教育也非常成功。他以自己为模范教育子女爱国奉献；科学地对子女启蒙开智；倡导独立，教导他们正确面对挫折；注重实际，培养子女“经世致用”的学风；提倡趣味学习和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在梁启超独特的家庭教育下，梁氏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典范。     

梁启超政治改良思想的演变及其实质

19世纪末的近代中国,将一代维新志士推上历史舞台,掀起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戊戌变法运动,著名活动家梁启超以其“民权”思想的呐喊而名噪一时,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数十年的政治改良实践活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则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根本目标。由于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随着时间推移,贯穿梁氏改良立宪的内容与形式亦不尽相同,本文拟对其改良思想演变及实质作一阐述。一、议院的阐释与立宪政体的倡导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要求登上政治舞台,实现其政治改良抱负的伟大实践,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呼唤的必然结果。但中国封建统治者此时更加固守封建堡垒,     

论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

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中国史”概念,此后直到去世前都特别重视《中国通史》的写作,并设计框架,进行了阶段性写作.由于《中国通史》工程浩大,梁启超实践了一条会通“专史”以成“通史”的写作路数.在专史中,又特别钟情“中国文化史”.梁氏意在通过史学写作来激励民志,为中国在世界史上争取地位.     

历史的悖论——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开明专制思想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将“开明专制”视为实现民主立宪进程中的必要步骤。其内涵是指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实行一些开明的、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统治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这在专制之风浓厚的近代中国是有其合理性的。梁氏先后三次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以开明专制求民主政治之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开明专制本质上仍是一种专制政体，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和旧的统治秩序，而去实现开明的政治，这只能是一种违背历史客观规律的空想     

民国二年的“癸丑修禊”——兼论梁启超与旧文人的离合

清末民初报刊诗文栏出现,在为传统诗文提供全新发表场合的同时,也为＂新政治＂与＂旧文学＂、＂政治家＂与＂旧文人＂的对话预留了空间。本文以民国二年＂癸丑修禊＂为对象,分析1913年4月9日即东晋永和九年后第二十六癸丑上巳梁启超在北京所发起的修禊活动,以及在上海的沈曾植、樊增祥、瞿鸿禨等人之唱和。身处＂新＂、＂旧＂之间的梁启超,当民初政局云谲之时,发起修禊以追怀右军风致。无论梁氏自身,还是参与修禊诸公的立场与情怀,值得细致分析。     

略论梁启超与近代白话文学

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开风气之先的推手角色。在为白话文开启新局、推行白话文方面,梁启超无疑是先锋。梁氏诗界、文界、小说界“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充实了白话文学的内涵,创立了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梁氏的思想和著述启发后学孕育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