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人为本"的"实践人本论"到"以心为体"的"实践心本论"--兼答谢诸位同仁的批评

作者十几年来坚持对卡尔.马克思哲学给予了“以人为本”的“实践人本主义”的解释,受到了诸多同仁的批评。该文综述了我国50多年来哲学界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遭际,并答复了诸位同仁的批评,最后坦白了自己是怎样从“以人为本”的“实践人本论”到“以心为体”的“实践心本论”,承认了自己犯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可能错识。     

论文学翻译的“真”与“美”

在文学翻译中“真”与“美”是密不可分的,“美”以“真”为基础,“真”应该上升为“美”。本文首先谈了“真”的重要性,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准确把握,接下来,文章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实现“美”的必要性和途径。     

“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壬戌学制》前后的考察

文章考察了从“体操”“体育”最早出现于中国至《壬戌学制》颁布前后时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和使用情形。结果显示：“体育”“体操”引入中国后并非混用,而是语用分明各有所指。《壬戌学制》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并不是简单的课程更名也不是在两个混用的概念中选择了其中一个并将二者定于一统。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一方面顺应了当时改革旧学制“体操”科课程的民意所向,废止了以军国民教育为指导、仿自日本的“体操”科课程体系,另一方面明确了制定新学制“体育”科的课标方向,新建了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习自美国的“体育”科课程体系,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自此转向。通过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不仅再造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而且改变了《壬戌学制》后的学校体育实践。但其将“体育”定为一“科”使得《壬戌学制》后“体育”的语用发生了变化,也为后来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作文教育”的三个定位问题

属性定位,揭示了属性升位成了课程的“作文教育”与其“事情本身”之间的学理联系;性能定位,阐释了属于“术科”的“作文教育”应该具有的实现“社会需要”“练术需要”“心理需要”的三种功能;个性定位,分析了属于人文实践课的“作文教育”所具有的“技能实践系统”“思维实践层面”及其“实践哲学平台”,从而将“作文教育”定位为:语文学科的具有术科功能的、人文实践个性的二级课程。     

我国古代文论“气”之辩识

本文着重辩识我国古代文论“气”之含义。综析了“阴阳二气”说、“养气”说之丰富内涵,“气”与“理”“才”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述了“气”与文章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乃至创作方法上的相联。对散见于古代文论中的“气”说缕条析理,组成一个独特的“气”之体系,作了较为明晰的辩识。     

作为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的“重返八十年代”

在程光炜所发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中,“八十年代文学”既是一种文学史观,又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他针对当代文学学科“批评化”的弊端,提出了学科的“历史化”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化”。“八十年代文学”不是物理时间性的“断代”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文学时间性质的“整体性”概念。“个案研究”正是“历史化”和“整体性”理念的具体体现,并且为反思文学史叙事留下了空间。     

王国维“大文学”艺术观探析

“大文学”是王国维提出的文艺审美范畴之一。其中涵盖了以“游戏”与“情”“景”为核心的文学基本规定,以及构成“大文学”的两大艺术特质——“感情”与“想象”。除此之外,“大文学”关涉艺术主体人格,王国维提出“大文学家”艺术人格范畴,赋予“大文学家”以真、善、美统一的人格内涵,并将主体人格提升到超拔的人生审美境界。“大文学”与“大文学家”构成了王国维“大文学”的艺术观,实现了审美、艺术与人生的统一,展现了王国维崇尚“大”美意趣的审美取向。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不仅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而且正确解释、安排了二者的关系,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公孙龙《白马论》逻辑思想简析

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白马论的逻辑思想,即:从内涵方面揭示了“马”与“白马”是不等同的:从外延方面强调了“白马”与“马”是不等同的;“白马非马”强调了“个别并非一般”。     

谢肇淛文艺思想论略——以《五杂俎》为例

《五杂俎》是谢肇淛的随笔札记,书中阐述了他的很多重要文艺思想。在书中,谢肇淛论及了“师古”和“师心”的关系,强调“师古”,但更注重“师心”;主张一个“闲”的心境,认为文章工乃“心计闲”的结果;提出“虚实相半”的理论,小说、戏曲、史传创作都要虚实结合;还就“变”、“天分”、“人品”发表了他的见解。《五杂俎》中谢肇淛的一些文艺思想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奥会：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再诠释

在“奥运会”与奥林匹克精神渐行渐远的背景下,“青奥会”秉承奥林匹克的大旗跃人了世人的眼帘。“青奥会”柔和了体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内容,致力于服务于世界青年群体,宣传奥林匹克精神,服务于人类“公益”。一百余年前“奥运会”怀揣美好的愿景走向历史的舞台,在现实的碰撞中奥运会渐行渐远,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身体成为“功利”的奴隶。今天,青奥会作为奥运的弥补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复归形式,面临着一个新的碰撞：“公益”与“功利”的对立;“商业化”的对立与统一;高运动水平赛事与药物滥用：不可回避的话题;“多元”与“一元”——“先天不足”：“青奥会”项目设置的严重“西方中心化”。     

试析《祖堂集》中的“了”字句

“终了/完了”义的动词“了”,首先在“动+宾+了”格式里趋于虚化(但仍为完成动词),在“动+了”格式里虚化程度更高,当“了”后带上宾语,形成“动+了+宾”格式时,“了”才真正成为完成体助词。     

“the birds cage”还是“the bird cage”？——兼谈名词作定语的用法

曾看到教材课文中有这么一个句子：“The sign on the birds’cage is interesting．”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鸟笼上的那个标志很有趣。”但是,汉语中的“鸟笼”能译成“the birds’cage”吗？我认为,“鸟笼”是绝对不能译成“the birds’cage”的。如果“鸟笼”译成“the birds’cage”,那么“兔笼”不就可以翻译成“rabbits’cage”了吗？由此类推,“书包”不就可以翻译成“books’bag”了吗？这显然是错误的。     

论杜甫后期的悲剧心态

乾元二年秋,杜甫弃官而去,走上了“迹江湖而心系魏阙”的人生之路。此后,他又陷入了“民胞物与”的集体情感与“独往高蹈”的个体生命的冲突之中。这一冲突使他既难安于“隐”又惮于入仕,最终导致了他“兼济”未成,“独往”亦未成的生命悲剧。造成这一悲剧心态的最深沉的文化原因,是他对“真情”和“真性”都采取了真挚、执着的态度,而“真情”和“真性”在封建文化体系中从来就是一对互相对立,矛盾的人性论范畴。     

“小迷糊”不迷糊

以前,“小迷糊”听到“数学”两个字就头大,可自从当上了数学科代表以后,“小迷糊”开始转变了。数学单元测试的成绩出来了。同学们的议论让“小迷糊”很难过。又一次数学测试到来了。在老师的办公桌上,“小迷糊”看到了这一次测试卷的答案。“小迷糊”心神不宁地拿着试卷跑回教室。接下来的几天,“小迷糊”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的。     

浅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形成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策。“攘外”既包括了“战”又有“和”的成分 ,“安内”也包涵了“剿共”和整治内部意见不一 ,剪除反蒋势力的内容     

空间的时间性审美——鲁迅《故乡》论

《故乡》以“相隔两千里”、阔别“二十余年”开篇,一举确立了时间与空间并肩前行的叙事构架。整部小说就在空间位移与历史时间的理念中展开叙事：相比“过去”的幻想与“现在”的悲凉,对“未来”的期待更具现实意义。“我”原以为闰土“崇拜偶像”是无可救药,可自己期盼的“希望”不也是“手制的偶像么?”由此突破主客相关的世界认知意识,实现了“自我”的世界观变革。它承接《狂人日记》中寄“希望”于“孩子”的主题,拓展历史时间的认知理念,开启了一系列“归乡”叙事模式的新篇章。同时,以空间的时间性审美叙事为线索,对开辟鲁迅文学不断超越“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哲学命题,具有奠基性意义。     

论体育赛事的内涵

运用文献资料法,分别对广义“体育竞赛”、狭义“体育竞赛”、我国体育产业中“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赛事”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将“体育竞赛表演业”与“体育赛事”的内涵进行了比较;阐述了在我国当前体育新闻传播视野下对“体育赛事”内涵的误导,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程式化”：中国武术艺术特征之研究

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武术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学的视角对中国武术自身所表现出的“程式化”艺术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探析。研究认为：武术技术技法是构成中国武术形式与内容的要素,其因自身的“规范性”和“标准性”,构成了中国武术的“程式”,而由武术技术技法组成的武术套路,则成为了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提纯”与“美饰”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及以“虚拟”显“真实”的艺术表达方式,武术拳家们对武术技术技法和武术套路进行了“程式化”操作,实现了对中国武术的艺术化处理,赋予了其艺术化的特征。     

从性情到情欲：晚明文学观中“情”的位移

晚明文学思想的变化,在理学向心学的转变中有着集中的理论体现。心学实现了“性即理”向“心即理”的转化,使得“情”摆脱了“理”的检查和束缚,人的性灵也随之得到很大的解放。但是,未经反思的“情”很容易滑向“欲”,文学由“理”与“礼”的载体变成了个体情欲的宣泄,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文学的伦理责任因此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