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家学考论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教育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师学的发展一蹶不振,因此家学成为三国经学授受的主要途径。三国家学教育自有特色:魏、吴两国的经学世家多,传经世数长,蜀国经学世家相对较少,传经世数也很短;三国家学教育的内容开放、实用,经学的普及化程度提高;家学教育的效果显著,为三国、西晋政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大多出于个人爱好，具有修身养性和军事演练的功用。射猎活动中乐趣与危险并存，有的帝王为了狩猎还颁行了相关法律。因为狩猎活动耗财费物，因而有见识的大臣往往劝谏。狩猎活动体现了三国时代的精神风貌。     

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

吴蜀关系萌发于赤壁之战，在樊城之战到犭虎亭之战期间，从联袂伙伴转变为敌对政权，而后经过正式签订盟约，长期处于友好互助的状态，可以说是彼此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的产物，对三分格局的形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来自曹魏的严重威胁，保持正常的外交往来，为吴蜀两国的生存利益之所在，但由于彼此潜在矛盾的激化，两国关系一度跌入深谷，可见吴蜀统治者立足于本国利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总带有一定的谋略构想     

三国时期的史注

三国时期是古代学术文化的转折时期,史注逐渐摆脱了东汉经注的束缚,取得了学多新成就,在史注的内容、方法及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水军与水战

三国时期的水军与水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水军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兵种,在魏、蜀、吴三国的发展各不相同。水战则对三国鼎峙的格局影响颇深,众多的战例使我们得以揭示其特点、影响因素及各种战术战法。     

秦汉三国时期的屠城现象

屠城是人类战争中野蛮和暴力的集中体现。秦汉三国时期,随着人类战争残酷性的升级,屠城开始大量出现,但这一时期屠城的分布却极不平均,大体上和平年代屠城较少发生,动乱年代则较为多见。同后世的屠城相比,这一时期的屠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泄愤、报复或者掠夺城市的财富,仍然停留在低级野蛮的阶段。屠城方式上,除了纵兵抢掠外,还常配合火攻、水攻等方式,以增强屠城的效果。     

试论三国时期的鄂州

研究和开发鄂州三国文化,确定鄂州在当时的特色和地位至关重要。三国时期的鄂州,作为吴国的帝王之乡,不仅是当时最大的军港之一,而且是当时最大的冶炼和宗教文化中心。     

三国时期天水战略地位探微

三国时期魏蜀长期在陇右天水一带争夺交战。当地优越的区域位置,通达四方,锁钥关陇川陕的交通条件,攻守两便,易于周旋的险要地势,农牧兼营,具有精兵良马的优势和就地屯粮之便,汉族与氐羌等杂居的民族环境,使天水又占有联结氐以为奥援,进而开疆拓土之利。所以,在这一特定的时代,天水战略地位尤显重要。倚重这种优越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也正是诸葛亮北定中原要屡次绕道陇右、五出祁山的原因所在。     

汉末三国时期中郎将研究

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的需要,中郎将等武官官号,开始被各个势力大量的授予臣下,各种中郎将频繁出现于这一时期的史籍之中。中郎将的大量授予,使得其自身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虚化为散阶,成为了当时武散官阶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则因其职责的特殊性而游离于武散官阶之外。三国后期由于各种将军号的大量授予,除了个别职责特殊的中郎将之外,大部分名号中郎将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论三国时期的重学意识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各方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都在不遗余力地招揽人才。加之门阀观念被突破，人物品评之风兴起，造成继战国时期之后的又一次＂重学意识＂高扬，人才荟萃的局面，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国时期秭归地区的军事地理研究

三国时期,秭归地处长江中游,为巴、楚之门户。因险要的地形而成为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军事重镇,一时成为影响三国时局变化的敏感地区,秭归作为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也因此在此段时间频繁改变隶属关系,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三国时期劫质现象刍议

三国时期社会动乱，劫质现象较其他社会稳定时期较为普遍，被劫持的对象亦较广泛。劫质主要是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三国时期的劫质现象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且与当时的忠、孝、信等社会伦理也有密切关系。     

三国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

东汉以后,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时期,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国和吴国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与已经得到充分开发的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充分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三国时期是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     

三国时期的“将军”小考

将军作为一种军官的职务名称,在战国时出现,到三国时期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和重要的军官建制。本文简要阐述了将军的最早产生、将军的职责,重点介绍了三国时期将军的分类与等级。     

三国时期军事文书初探

在群雄纷争、战事不断的三国时代,军事文书是军中下令、请战、献策的重要方式,是鼓舞士气、传达战况的有效渠道,更是战争各方宣战、寻衅、协调、沟通的有力工具。三国时期军事文书在文种、内容、结构、语体、技巧等方面,也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军事意味。     

秦汉三国时期的“祭酒”

“祭酒”在秦汉时期作为礼仪长期存在,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又以尊号的形式使用。王莽改制崇儒尚师,设九“祭酒”。“祭酒”随之成为王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王莽“祭酒”官职的设立对东汉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祭酒”作为官职后缀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既可是朝廷官职,也可为三公府吏。三国时代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又设置了多个军职和行政“祭酒”。从先秦到三国时代“祭酒”从尊号转变为实际的官职,范围和职能也有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官职体系。     

三国时期荆襄地区军事地理研究

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州襄阳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优势,成为三家争夺的焦点,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进行研究,概括了荆襄地区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及三大集团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与争夺。三国群雄逐鹿,征战江山的军事活动是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地理环境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活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用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     

诸葛亮——三国时期的骂人之王

作为《三国演义》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诸葛亮,不仅以其聪明才智为世人所敬仰,更以其让世人难以匹敌的口才闻名于世。说诸葛亮的口才好,这一定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但说诸葛亮是骂人之王,恐怕就会让大多数人产生有拿板砖拍我的冲动。     

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防御战线

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以后,蜀汉政权依据周边不同的政治格局,灵活选择防守策略,建立了一条比较稳固的边境防线。在经济、军事实力皆不如魏、吴两国的情况下,蜀汉依然能维持三国鼎立格局达数十年之久,四川盆地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正确的防守策略是很重要的原因。     

论人质手段在三国时期的实施

汉末三国时期,人质手段的实施可分为制度体现和非制度体现两类。制度体现的人质手段系统使用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并有成熟的人质管理机构。随机性的人质手段也在三国时期被屡屡采用。系统的人质制度在动荡时期起到了类似国家法律的控制作用,而随机性的人质事件作为一种斗争权术。也有利于割据局面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