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透明化处理的传播效果--SARS事件中的民意调查及分析

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队进计了一项 “有关非典问题的北京地区舆情调查研究”,本论文是课题的一部分,旨在依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来探讨重大事件中信息披露的传播效果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 1.问题的提出 选择这样一个观察传播效果的视角,与中国的特殊     

"非典"时期的媒体传播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虽然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目前仍在估算之中，做出全面的总结与反思肯定为时过早，但是媒体毕竟在这场遭遇战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炼。将其中的成败得失加以及时透析和把握，无疑对于改进媒体参与社会危机处理，加快媒体构建全面创新体系，更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责任，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聪明的民族能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传播分散化与信息透明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新闻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线电视或小型的卫星天线把来自华盛顿、伦敦的电视广播直接送进了中国旅馆，甚至家庭；互联网把世界各地刚刚出版的报纸送到了读家中；网民可以非常容易地登录政府、军方等机构的主页，阅读来自官方的观点、信息(如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网页上读到布莱尔关于中美撞机的声明)；非主流的新闻视点和信息通过网上电子公告栏、聊天室、自愿组成的新闻组、电子邮件等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交流；出现获取信息的互动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社会责任——“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二）

“非典”疫情让人们认识到,实行政务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权势在必行。这其中,传统的主流媒体作为传递党和政府声音的权威阵地,沟通千家万户的桥梁纽带,责任重大。就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世界上各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通常情况下都是作为公共部门存在,信息传播权力也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职责。在我国,传统的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政府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通过与主流媒体之间畅通的交流通道,及时…     

"三贴近"才能有效传播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归根到底是解决新闻报道为谁服务的问题。衡量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好坏，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依照传播学的理论，传播效果问题的核心，是受众对于传者所传播的新闻信息是否接受。受众接收到某项新闻信息，对此表示认同，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有效传播才得以实现。     

政府微博信息传播的模式研究——以"上海踩踏事件"为例

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不仅是政府了解事件进展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公众心中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新媒体时代,微博日益成为公众接受和反馈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微博热议话题或事件引起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相反,微博也能成为政府在突发事件中正确引导舆论的工具.本文笔者将探讨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如何利用微博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进行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为政府更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     

负面新闻:还新闻报道以"完整江山"--从"非典"报道透视负面新闻传播的功能

新闻,这一概念的要义之一就是忠实的反应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动的面貌。让人们了解他们得以生存的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以便遇到重大情况时能及时作出符合实际的应对措施,从而让问题得到恰当解决,由此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人们赖以     

改善媒体的有效信息传播

所谓“有效信息”,笔者认为,凡是媒体向受众提供的可用、可信,满足绝大多数读者、观众、听众心理需要的信息,就是一种“有效信息”。反之,就是一种“无效信息”或“垃圾信息”。从目前来看,仍有不少媒体存在新闻报道的雷同、重复、罗嗦、滞后、虚假,甚至脱离百姓、机关腔、文件     

从"非典"事件看信息公开的价值

文章从“非典”事件入手，引出了公民的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然后从信息时代和政府两方面分析了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的必要性，最后从这次事件中提出了三条建议，希望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面对重大事件时的传播渠道选择--有关"非典"问题的北京居民调查分析

突如其来的SARS灾难考验着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中国新闻媒体。为此,本刊特邀部分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SARS时期的传播现象、传媒表现,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和评价。痛定思痛,希望SARS之灾带给中国新闻界更多从容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     

新闻的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典"报道启示

面对非典型肺炎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国家电台，严格按照中央“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引导舆论”的方针，把防治“非典”的宣传当作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宣传战役对待，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稳妥、及时、充分地组织报道，强有力地支持了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稳定人心、齐心协力战胜“非典”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关于北京电视台防治"非典"的报道

非典型肺炎是一场突发性灾害，而防治“非典”的新闻宣传也在全面考量媒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面对“非典”，北京电视台及时调整宣传战略，迅速建构非常时期宣传报道机制，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三贴近”的原则，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唱响主旋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充分展示北京万众一心，迎接挑战，战胜疫病的精神风貌，激励和鼓舞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地把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透视危机事件传播链的断裂

2003年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可怕消息通过口头语言、固定电话、传呼留言、手机短信、网络等最原始与最现代的传播手段迅速传播开来。互联网这种最自由、最快捷的传播工具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数十小时内,网上“生物入侵”、“鼠疫”、“禽流感”、“炭疽”、“无药可救”     

人民的知情权与社会稳定--由非典疫情的信息披露说开去

非典肆虐中国,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基本的交流权利。首先要求的是政府公开发布真实信息,坦率陈词:同时听取他人意见和允许人们自由判断他人言论的正确与否。2月11日在现场直播的广州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广州市     

“非典”报道与媒介生态平衡——对“非典”报道的边际与信息均衡的分析

社会学家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媒介生态是把社会环境当作一个信息化的整体来考查的。媒介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把“非典报道”放到媒介生态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成败直接关系到媒介在媒介生态中机能的正常发挥与否。面对“非典”这一媒介生态的局部机能失衡,媒介的表现无论是过于亢奋还是免疫力低下,都会破坏媒介生态向均衡的复归,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试论抗击“非典”中传播的有效性

一、“非典”出现初期的，中国传媒态势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1月2日至22日，该省河源市、中山市又有“非典”病例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社会责任——“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一）

几个月来,“非典”肆虐。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害,改变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尽管对“非典”疫情的完全控制尚需假以时日,但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种与媒体运作规律接轨的行政方式,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传媒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和宝贵的机遇。     

新闻报道"三贴近"与传播效果的思考

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一个事关新闻传播效果的大问题。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对新闻报道“三贴近”与传播效果的统一以及怎样践行“三贴近”作些探讨。     

对突发事件的宣传需要与时俱进

近来，围绕“非典”的报道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透过非典型肺炎事件，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思考。作为新闻媒体，在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面前，应当发挥怎样的功能，承担怎样的责任?